社长负责制:社长负责制是我国新闻媒介内部领导机构的运行方式之一。社长是报社的法人代表,和党委书记一起共同领导报社工作。一般而言,社长更多负责具体业务,党委书记分管党委、人事和纪律监督。总编辑负责每日的报纸出版;总经理负责广告和其他经营、财务收入;秘书长管理行政办公室和后勤保障、对外联络。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在社长领导下,编务、经营、行政事务三者分工明确,尤其突出经营地位。目前,各报业集团和南方(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多采用这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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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实义的作者是陆定一。
判断题 记者可以就争议性的新闻或与公共政策节目有关的报道发表个人观点。
判断题 平衡呈现事件所涉及各方的事实和观点,不使用片面的消息来源。20
判断题 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遵循用事实说话的区别与原因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遵循用事实说话的区别表现在以下方面:1.选择事实的标准不同:对于新闻报道而言,记者应该按照新闻价值来选择所要报道的事实,以《人民日报》5月23日的人物通讯《稻香万里济众生―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以下简称《稻》)为例,文章选取的袁隆平生活、科研、休闲等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事实,都具有真实性、鲜为人知性等新闻价值。而对于新闻评论而言,选择事实的标准是事实的论理价值,如《人民日报》6月23日的新闻评论《追星当追袁隆平》(以下简称《追》)中,作者在第一段中提出的袁隆平科学成就的事实是人尽皆知的,不具有新闻价值,只具有论理价值。2.表述事实的方法不同:新闻报道以叙述为主,以讲清事实五要素为基本条件,对事实的表述必须准确、全面,不宜表现出感情倾向。新闻评论对事实的叙述不注重细节,可以表现出明显的感情倾向,要求对事实的叙述简明扼要。如《稻》对事实的叙述生动、具体,细节丰富,而《追》对事实的叙述笔墨很少,点到即止。3.运用事实的目的不同:新闻报道运用事实是为了向受众传播信息,提供事实真相,反映客观现实。如《稻》中运用的事实是为了从各个角度反映袁隆平的伟大形象。而新闻评论运用事实是作为评论的由头或论据,深入挖掘事实所掩盖的本质现象,分析说理,阐明对问题的评价和看法。如《追》中第一段对袁隆平伟大贡献的概述是为了引出之后的评论,而最后一段的事实则是用于支撑文章的论点。
判断题 交叉采访:交叉采访是指记者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对两条以上的新闻线索进行的采访活动。这种采访的明显特点是时间很紧,采集到的资料很多、头绪也多,常常给人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因此对记者采访分析能力的要求也就特别高。
判断题 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党性原则的总要求和新闻工作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形成了党的新闻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长期以来,党性原则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制度安排,是组织原则,是纪律。党性原则包括:①所有新闻媒体都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都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令法规和政府施政纲领。②党管媒体:新闻媒体主要领导的任命权、重多事项的决策权、重要资产的配置权、新闻宣传内容的组织权,都在党委领导机关,这是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的。③国有资本拥有对所有新闻媒体绝对的控股权。④采用行政手段来扶植主流媒体,尤其是党委机关报。除了资金注入、税收优惠、邮发优惠等措施外,采取行政手段来确保主流媒体的市场占有率。
判断题 新媒体平台的账号密码原则上由使用部门指定专人掌管并承担相应责任,不得向其他部门或个人泄露。
判断题 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①报道对象的变化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②报道理念的变化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