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舆论监督是社会的“排气阀”。这指的是舆论监督的社会调节功能。监测是：“晴雨表”“候风仪”；调节是“传声筒”“排气阀”。

判断题 后景深大于前景深。

判断题 施拉姆:威尔伯·施拉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传播学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人称“传播鼻祖”、“传播学之父”。他把美国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它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与修正，使之系统化、结构化，并创立传播学，这是其最大的功绩。1949年其第一本权威性著作《大众传播学》出版，是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标志着传播学的创立。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授予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他大力推进传播学教育，扩大传播学在教育及学术界的影响，培养了众多知名学者，形成了“施拉姆学派”。

判断题 校对“质”和“量”的关系片面追求数量，会使质量下降；为了保证质量而过于谨慎时，数量也不能达到规定要求。对新同事来说，应首先巩固质量，在质量达到一定水平，并趋于稳定后，再提高速度。数量的提高是有限度，质量的提高则是无止境的。在任何校次、对任何稿件都要树立以质量为主的思想。

判断题 简要评述梁启超及《时务报》报章文体是怎么形成的？有何特点？梁启超（1873——1829）对我国新闻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杰出的报刊政论家，新闻思想家主编的10个报刊：（1）1895《中外纪闻》；（2）1896《时务报》；（3）1898《清议报》；（4）1902《新民丛报》；（5）1902《新小说》；（6）1907《政论》；（7）1910《国风报》；（8）1912《庸言》；（9）1915《大中华》；（10）1919《改造》《时事新报》《中华新报》等1、新闻思想：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办报思想（1）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提出了一整套办报主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为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我国新闻思想史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一生发表的新闻学方面的专论在30篇以上，内容涉及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大部类。他的许多新闻观点，对当时的报界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2）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新闻学处女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并针对报纸如何发挥这一功能提出了四条要求：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早期的办报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国热情，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急于冲破束缚，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3）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同时总结自己的办报经验，比维新运动时期大大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办报主张。一是报纸的“两大天职”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二是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梁为《清议报》出版第100册而写的《祝辞》中提出的四条标准：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速。三是健全舆论的主张。梁在《国内报叙例》等文章中，提出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即持论者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要出自公心；要导致以真理。四是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即浸润的方法和煽动的方法。浸润就是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而煽动就是要故作惊人之语，使读者猛醒。

判断题 “现在世界上除了军事上的星球大战之外，还有另一场星球大战，它所涉及的不是导弹，而是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的新闻和意识形态。”（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英国《泰晤士报》社论引美前中情局长杜勒斯语）“卫星电视使印度人感到，印度的一切都是小好的，而西方文化都是那么美妙，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正在被摧毁……”（印度作家理查德·克拉斯达）“如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保罗法里《华盛顿邮报》）这些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信息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侵略问题。信息侵略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试图利用自己在传媒和信息上的优势，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和推广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播体系和精神领域，最终达到嫁接和取代的目的。信息侵略与信息交流的根本区别在于：打破善意平等、自觉自愿的前提，实施信息侵略的一方往往凭借其独特的经济实力和传播优势，有预谋地引诱或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核心价值观。1983年里根政府推出“广播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对此评论，又一场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的新闻和意识形态的星球大战已经开始。布什甚至号召欧盟各国“参战”，融化掉社会主义。实际上，当今的信息侵略已不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大战已经打响。（1）信息侵略的性质①信息侵略的渊源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中历数了美国在朝鲜、越南战场的失败和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经验教训：“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主张开辟“思想战场”，用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去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思想的征服”，其实质还是政治的斗争，而信息侵略则是手段。1984年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引用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话说明输出文化，吸引对象国青年乐意听摇滚乐，跳摇摆舞，穿上饰有星条旗的圆领紧身汗衫和美国牛仔裤，会使他们不喜欢《国际歌》，逐渐脱离社会主义的“束缚”而获得“自由”。②以电视媒介为先导的文化侵略针对以电视媒介为前导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入侵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以色列前外长佩雷斯曾说过，对以色列而言，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军事入侵，而是文化入侵。法国、加拿大、英国等欧洲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入侵表示忧虑，有的提出批评。印度作家理查德·克拉斯达认为：卫星电视使印度人感到西方文化是那么美妙，进而摧毁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此次外来文化的入侵，不敢说我们一定能顶得住，因为电视的诱惑力太大了。③英语的广泛应用成为信息侵略的助推器语言作为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成为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一道重要防线。语言在竞争中失败，文化和知识亦会随之消失。随着英语的广泛使用和借助于广播、电视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强力传播，英语逐渐成为世界语。如果英语真的一统天下，那么英语文化必将吞噬其他国家的文化而成为世界文化和霸权文化。非英语国家学习英语在吸收先进科技、借鉴优秀外来文化同时，也为腐朽文化的入侵、反动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城门。因此，信息侵略一旦突破语言的防线，其后果不堪设想。（2）信息侵略的危害保罗·法里在《华盛顿邮报》写道，如今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批量生产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信息侵略借助于强大的传播网络、先进的传播科技、庞大的采编队伍、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劲的信息优势，形成一种压倒性的不可阻挡的信息洪流或“传播顺差”。作为文化资源大国，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不足4%，占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份额不足3%。与之相比，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在10%左右，美国达25%，其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份额则高达43%。如果不反抗英语文化帝国主义，就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说，我们可能演变成不伦不类的西方社会，那将是我们的一场巨大灾难：①信息侵略垄断信息资源，控制态度行为，干扰正确决策；②信息侵略污染和毒化社会风气，腐蚀和败坏人的灵魂，摧残和销蚀民族文化，动摇和破坏社会稳定。特别是当两国关系紧张或爆发战争时，媒体强国就会马上开足马力，不惜造假和散布谣言，以扰乱人心，煽动惊慌、恐惧和仇恨心理，引发社会动乱，瓦解国人斗志。（3）世界各国对信息侵略问题的对策面对媒介强国的信息侵略，世界各国为保护和捍卫传播资源和国家主权，都在积极备战：①提高国民自身素质和判断力，号召国民自觉抵制。有些国家要求国民自觉抵制西方的信息侵略，与政府一道击败来自国外的竞争。②国家立法保卫自身文化传统，严格审查限制外来文化及传播媒介落地。新加坡对外国影视、声像制品进行审查，凡认为不洁的镜头，一律剪除。日本规定进口外国影视片必须经过三道审查关，凡是有伤公安及风俗的视像作品绝对禁止播放。1994年欧盟规定欧洲电视台播映的节目中必须有50%是欧洲制作的，且不许在黄金时间播出美国电视剧。③加强国语教育，缩小英语使用范围。加拿大魁北克省规定在工作场所禁止讲英语，街道上也禁止英文标志。甚至连英国本土西部的威尔士人都正在发起告别英语、重新推广威尔士语的运动。（4）中国对信息侵略问题应采取的对策①要健全和强化大众传播法制，对信息的品质、级次和传播范围、比例等做出严格规定。②要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用正确思想和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使其能自觉抵御外来的信息侵略，提高辨别力和免疫力。④要发展和完善本国的传播体系，形成自己的传播优势和传播特色，从而增强它同西方传播的竞争力。④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资源，积极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向受众提供适合其需要的健康的精神食粮。⑤要创立和发展本国的跨国传播网络，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各国华人社团，积极在海外布点设台，从天上到地下，从有线到无线，与各媒介强国展开全方位的立体传播竞争，切实改变以往那种消极被动的局面。

判断题 新闻工作者准确迅速地识别新闻事实的能力称为新闻敏感。

判断题 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家。五四运动时期，曾任《东方杂志》主编。1933年入党，在国统区翻译出版《西行漫记》。后协助邹韬奋发展《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事业，创办主编《世界知识》。抗战时期，编辑出版了《团结》等多种“孤岛”抗日报刊，并参与发起组织国际新闻社。1940年赴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194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建国后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