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广州,1927年5月迁往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1932年5月,国民党中央任命萧同兹为社长。中央社实行“工业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的方针,在各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建立分社或通讯员办事处,垄断了国内新闻的来源,它还“收回”了外国通讯社在华的直接发稿权,同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等外国通讯社签订了交换新闻的合同,以此来垄断国际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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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新闻正文是导语之后的展开部分,正确新闻事实作充分的具体的报道和说明。
判断题 大众传媒在社会系统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执行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关于大众传播功能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最早对传播的社会功能作出较全面分析的是H·拉斯韦尔。他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环境监视功能。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嚓望哨”的作用。②社会协调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传播正是执行联络、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重要社会系统。③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拉斯韦尔的观点被称为传播的“三功能说”。这三项功能是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在内的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功能,大众传播不仅具备这些功能,而且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2)赖特的“四功能说”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年发表)中,继承了拉斯韦尔“三功能说”,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①环境监视。大众传播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警戒外来威胁,二是满足社会的常规性活动(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需要。②解释与规定。大众传播所传达的信息中通常伴随着对事件的解释,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解释与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向特定力一向引导和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含义与拉斯韦尔的“社会协调”是一致的。③社会化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个功能,与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相对应的。④提供娱乐。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性、游戏性的内容等。(3)施拉姆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概括对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观点,W·施拉姆曾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一书中,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施拉姆把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遗产传承归入政治功能的范畴,而把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归入一般社会功能的范畴。他的重要贡献是明确地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4)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功能观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特别强调了大众传播的三种功能:①社会地位赋予功能。指大众传播具有提高个人、群体和事物的社会知名度和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的作用。②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大众传媒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公诸于世,能够唤起社会的普遍造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③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指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当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总之,大众传播作为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影响的社会信息系统,其功能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分类都不可能概括它所有的功能。大众传播既有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有消极的、负面的社会功能。传播学研究的任务,正在于找到正确发挥大众传播积极功能的机制和规律,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其消极功能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判断题 记者不能为个人或亲属的利益利用其职业关系获取任何机密信息。2
判断题 广告行业自律在我国广告管理系统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
判断题 病毒性营销并非真的以传播病毒的方式开展营销,而是通过用户的口碑宣传网络,信息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扩散,利用快速复制的方式传向数以万计的受众。
判断题 新闻的真实程度与人们对新闻事件认识的深入程度成反比。
判断题 消息的概念消息——只报道事情的概貌而不讲述详细的经过和细节,以简要的语言文字迅速传播新近事实的新闻体裁,也是最广泛、最经常采用的新闻基本体裁。
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