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花絮是指描写性消息中的“简讯”，“单细胞”的新闻特写。篇幅一般比新闻素描更为短小，几十字、上百字而已。其文字风格也更为灵活，因而也更带个性色彩。花絮不同与新闻素描，从侧面入手，它从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场面中选取一些小的场景、小的情节、小的趣闻轶事进行描述。可以说，它是用“边角碎料”作的“点缀”性文章。

判断题 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判断题 旁观性观察，又称非参加性公开观察，是指记者亮明身份，直接在现场进行目击采访，从观察者的角度来审视现场情景和事件的发展。这是最经常、最普遍采用的方式。在这种观察中，记者一般不参与现场活动，也不介于争端，只是用眼睛像摄像机那样，机灵而客观地“摄取”现场的各种情景。

判断题 广播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一定范围播送声音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

判断题 我国新闻媒介的基本任务就是江泽民于1994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判断题 比较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解放日报》改革和1956年《人民日报》改革的异同:1942年4月1日起，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在报纸宣传中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和文风。1956年7月1日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进行改版，展开了一场全国意义上的新闻改革，改革的目的仍然是肃清教条主义。（1）两次整改的相同点①两次运动开展的模式十分相似。两次改革均由一张报纸所指引，由一个根据地解放区发起而后扩展到所有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报纸是“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新闻整风运动由解放日报引导，而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由人民日报牵引。②两次运动都由一个局部而扩展到全国。新闻整风运动是由陕甘宁边区发起而后发展到敌后所有根据地，由《解放日报》带头掀起了抗日敌后根据地新闻界整风运动的高潮；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主的新闻工作改革也是由局部向全国全方面地展开，各地报纸纷纷改版，还引起当时新华通讯社和广播事业都相继进行了改革。③都发表了题为《致读者》的社论。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检查了创刊以来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改改革：版面安排上，把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报道提到了首位；整风宣传方面，把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宣传中心来抓，进行了集中突出的宣传，宣传形式多样，有广度也有深度；社论写作方面，注重社论的质量；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三个方面的改进意见：a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b.开展自由讨论，阐明社会言论；c.改进文风，活泼空气。在改进文风作风，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的重大意义上，两者也有着相似的地方。两次整改，提高了新闻下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对于维护新闻真实性，密切新闻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两报分别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前者开辟了无产阶级的新闻学道路；后者开辟了社会主义新闻学道路。（2）两次整改的不同点①背景不同。两张报纸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不相同。《解放日报》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伊始即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那就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人民日报》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双百”提出，刘少奇对新闻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强调新闻报道要从教条主义、党八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适合读者需要。②对于党性的认识不同。通过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整风后，新闻工作的第一要义就是党性。从党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看，除了党性外，新闻业的其他功能被有意和无意地省略了。从新闻工作者的地位看，新闻工作不再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他们只能是党的笔杆子，《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这样的要求事实上严重束缚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手脚，极不利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到了《人民日报》，这种认识有了改变，50年代初，《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一个流行说法，叫做“《人民日报》是办给全国县以上领导干部看的”。在改版中，编辑部成员树立了新的观念，要满足各层次读者的需要。这点是与解放日报有所区别的。

判断题 在调查相对复杂的新闻事件时，利用获得的多重信息源进行相互印证，可以提高信息源的可靠性和准确度。

判断题 （1）媒介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在其著名的《狱中札记》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对大众文化和媒介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其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他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作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对于葛兰西而言，国家实施压制，而市民社会则行使霸权。霸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运作时必须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如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社会机制来实施。（2）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广泛地用于媒介分析和媒介批判。按照葛兰西的论述，要理解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从社会秩序或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了解，所以，“霸权理论”对于传播学者在进行媒介分析和批判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发：第一，必须弄清统治阶级对媒介的控制方式及程度；第二，必须了解大众传媒生产的基本功效；第三，必须认识媒介意识形态的社会功效。（3）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葛兰西的观点，把“霸权”看做是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换言之，批判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4）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例如美国对全球的文化控制是通过大众传媒的控制来实现的，因为现代电子传媒能够提供使受众服从霸权的条件，进而大众传媒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霸权形式，这即是“媒介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