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事件性新闻写人，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人的命运为焦点报道事件有些事件是直接关系到人的安危的，这样的事件性新闻应当在人的活动、人的命运上着力做文章。一些灾祸报道，尤其不能忽视人的遭遇。这类新闻大多在导语中便要交待人的情况。（2）关照事件结果对人可能产生的影响与灾祸等直接涉及人的安危、利害的事件不同，有些事件，在报道这样的事件时，记者应从事件与人这个角度，将采访与写作的视野加以延伸，告诉读者这件事与“你”有何切实的关系，以便引起读者关注。譬如报道本市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展览，新闻最好告诉读者，它会为本市的交通、服务等有关行业带来多少收益。报道一条城市高速路建成，也应说明它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哪些方便。这样，新闻与读者就会贴得更近些。（3）反映人在事件中的活动、心态，丰富事件性新闻的内涵人的活动是新闻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事件性新闻的采访与写作，应当重视人在事件中的活动、心态。一些成功的作品说明，事件性新闻中写人，文字未必多，关键是材料——人物及其活动——要典型。要选择那些寓意丰富、能够打动读者的材料来写。

判断题 采编分离制：报纸编辑部的运行体制，报社专门设版面主编负责版面编辑工作，编辑人员不采访，专业部的记者只做采访工作，不承担编版任务。

判断题 黑白胶片的主要特性是感色性、感光度、颗粒性、反差大

判断题 新闻定义中的“新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媒体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判断题 严复的近代报刊活动：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和翻译家，曾经留学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回国后受聘于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习，历时20年。他的报刊活动可以以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公车上书”之前投稿《直报》甲午海战败后，作为中国海军成员的严复痛心疾首，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函》、《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猛烈抨击列强的侵略行径，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2）“公车上书”之后创办并主编《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国闻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1897年10月26日，在维新派办报热潮的推动下，严复与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等人，在天津集资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鼓吹变法维新。严复并不赞成维新派倡民权、开议院的主张，属于维新派中的右翼。戊戌政变后，该报借助日商招牌，顶住压力，在堤骑四出的恐怖环境中大胆地揭露事件真相，向读者报道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的过程，留下了珍贵史料。之后十年间，严复潜心于翻译工作，思想渐趋保守。《国闻报》的社论大部分出于严复之手，该报尤注重外报选译和新闻采访工作，“以通外情为要务”。在同时出版的旬刊《国闻汇编》上，严复发表了他翻译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和赫青黎《天演论》，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判断题 客观公正原则是新闻职业规范中的普遍原则，地震虽然惨烈，但报道中应避免渲染悲情的音乐。（√）

判断题 （1）“上限效果”假说的含义“上限效果”假说是艾蒂玛和克莱因于1977年提出的。这个假说的观点是：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饱和点）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得也就早；那些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上赶上前者。这个假说意味着，大众传播的信息传播活动的结果不是带来社会“知沟”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艾蒂玛等人为“上限效果”假说提出以下三条论据：①信息源的性质决定的“上限”。换言之，大众传播传达的不是“高、精、尖”的知识，而是某一范围、某种程度的“一般”知识，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不可能从大众传播中得到超出这个程序或范围的知识。②受众本身具有的“上限”。受众中的“先驱部分”（即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在感受到自己的某种知识已经充足的时候，就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这种知识的追求。③现有知识已经达到“上限”。即如果受众个人的知识程度已经高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他们便不会再通过大众传播去寻求知识。（2）对“上限效果”假说的评价①艾蒂玛等人所指出的“上限”在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过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在人的一生追求知识的总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存在则是个疑问。②因为，尽管个人对特定知识追求在一定阶段上会出现“饱和”或知识量增加的停顿，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就会开始对新知识的追求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必须带来知识总量的增加。③此外，考虑到知识的老化和更新的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即使后来在某个“上限”赶上了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这种知识的实际价值也早已大大打了折扣。因此，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知沟”，实现普遍社会平等的观念是很幼稚的。

判断题 以如下标题写一篇短评:“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有观众拍手称快，也有观众心存疑虑，认为“限娱令”有剥夺自己娱乐权之嫌。其实大可不必因此恐慌，“限娱令”是“限”非“禁”，而而且从“限”的幅度来看，也仅限于“过度娱乐化”及“节目形式雷同”等问题，观众公认的优秀娱乐节目，并不会淡出荧屏。这一点，从各上星台对节目的调整安排中，不难找到答案。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精神、道德等人文因素的支撑。虽然说倡导价值多元化是一种进步，但不讲“核心价值”、听任“主流虚无化”，同样是一种犯罪。文化产品历来就存在“有益、有害、无益也无害”的区别，对有益的产品加以京鼓励，对有害的产品坚决取缔，无益也无害者则要控制总量，这是文化管理的必要手段。何况，时下很多电视娱乐节目盲目追逐收视率，过度娱乐化，甚至格调低俗，确实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当前，“文化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神州大地正在掀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高潮，电视作为一支重要的文化传播力量，其责任和使命不言而喻。虽然说，重点关注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媒体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选择的过程，恰恰体现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限娱令”，传播优秀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一一电视节目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自省于自觉。就此而言，“限娱令”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改变以往电视台制作、选择节目的价值观。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优劣一一三个“不得”，等于把电视台推到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坐标上。而在此基础上，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是很关键，但这也绝不等同于简单堆砌播出时段，必须讲究形式、提高质量，其中的创新压力，丝毫不比“限娱令”之前要小。因此，从电视从业者的角度来讲，“限娱令”既意味着责任，也是全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