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判断题 “大江报案”：《大江报》为武汉的一份革命报纸，1911年由詹大悲创办。《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该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1911年7月，发表何海鸣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和黄侃撰写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两篇短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已并入膏肓，认为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惟一途径。文章发表后，湖广总督震怒，派人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后自动投案，《大江报》事件发生后，国内一时舆论哗然，纷纷声援《大江报》。摄于民愤，当局从轻判处詹大悲、胡海鸣二人18个月徒刑。

判断题 屏幕形象：播音员主持人通节目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和气质？

判断题 新闻媒介的受众定位1、受众定位就是确定媒介整体和所设栏目明确的传播对象,解决向谁传播,为谁服务的问题。包括一家媒体的整体受众定位和各个版面、频道、栏目的特定受众定位两部分内容。2、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是媒介经营策划的两大支点。功能定位主要是着眼于媒介性质,受众定位是客观性的存在,是传播活动的起始点和归宿,是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制约。受众定位最终决定着媒介传播的成败得失。3、新闻媒介的受众定位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在正确定位的总体指导原则(宽窄适度,范围适中)下确定核心受众群。定位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这个宽窄适度的“度”,就是确定适当的核心受众,以核心受众群为中心,再力图扩大至边缘受众群落,争取把潜在受众不断变为现实受众。4、核心受众的确定主要要考虑的是以下几方面的要素:(1)、受众区域定位。地域是第一位的因素。(2)、受众职业和身份定位。(3)、受众的年龄定位。(4)、受众文化教育程度定位。(5)、性别、民族等。总:媒介核心受众定位的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地域,身份和职业,年龄,文化教育程度这四点。它们是任何时候,任何媒体受众定位所必须考虑的决定性要素。

判断题 组稿的概念：组稿又称约稿，是指编辑约请社（台）内记者或着社（台）外相关人员撰写特定内容的稿件，为具体展开报道计划收集原材料的过程。＃编辑“六艺”：选题、组稿、审读、编辑加工、定稿发排、校样付印。

判断题 只要新闻从业者和媒体机构的自律就能够杜绝虚假失实新闻。

判断题 对比性背景材料——这是对新闻人物或事物的正反、左右、今昔的对比，从比较中突出人物与事物的重要意义。对比性背景材料，有“纵”的对比，也有同类事物的“横”的对比，也有不同条件的对比。对比材料作新闻背景是新闻报道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在写作上有新与旧、好与坏、高与低、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深度。但要注意真实、准确、分寸得当，并注意其对比的合理性。

判断题 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①报道对象的变化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一一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②报道理念的变化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