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塞维克》:1927年在上海创办,瞿秋白负责,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同向导)该报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中进行革命宣传,揭露国民党及其新政权的反革命本质,同时批驳国民党改组派和陈独秀“托陈取消派”(鼓吹“二次革命论”)的反动言论。报道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引导读者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负担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重任。但也宣传了“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损失。
党的“地下”报刊介绍了列宁的党报思想。《布尔塞维克》刊载了列宁《从何处着手》一文的有关党报部分,还在多篇文章中介绍列宁关于“集体的组织”和党报任务的论述。《红旗日报》最早明确表述“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
在党报建设的具体工作中,积累不少有益的经验:
建立党报委员会,全面负责党对报刊的领导
发展通讯员,加强同群众的联系
建立发行网,扩大党报影响
由于党内出现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宣传内容上,“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
错误的分析革命形势,鼓吹“直接革命”进攻
否定“中间营垒”的存在,错误地批判中间力量
宣传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口号,如“武装保卫苏联”等
在办报策略上,不注意隐蔽精干,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公开发行,结果招致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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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经验分享类和权威资料类软文要充分展示产品的卖点,赋予产品生动的形象化描述,让受众看完文章后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营销效果。
判断题 稿件中出现错误类型举例:1.作者原来的手稿文字错误。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有一是作者对个别文字掌握不准,写作时写错;二是作者自造字;三是作者笔误,误将此字当彼字;四是作者书写较草或书写不规范,容易被误认,进而误排为他字;四是作者剪贴稿中原有的错误。录入时录错。2.引文有误。书稿中引用其他人著作、讲话以及教材中内容等等,一定要完全准确无误,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因此校对时最好找到原文,进行认真核对。3.名词、术语不统一。例如,图像,存在一本书中“图像”“图象”两种写法,一般应与教材用法统一;再如“做出”“作出”前后用法不统一等。“看做”“当做”错为“看作”“当作”,“称作”错为“称做”。4.标点符号用法不规范。例如,逗号、顿号不分,作者用笔一点,既不像逗号,又不像顿号,还像句号。因此,校对时要仔细按着文字内容一一分辨,加以更正。5.漏行、漏段。一般也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剪贴稿中原本就是错误的。另一种是录入时遗漏,只要我们在校对过程中仔细、认真地对照原稿,一般都能发现。6.多行、多段。这类错误一般也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现在剪贴稿中,如“汉语中的虚词大多数是单独使用的,也有成对配合使用的。它们的搭配合使用的。它们的搭配具有一定规律……”,此句话中红色部分应删去。这类错误有的较易发现,有的比较隐蔽,需仔细分析句意。总结,错误有十大类型:1)文字错误,2)词语错误,3)语法错误,4)标点符号用法错误,5)数字使用错误,6)量和单位使用错误,7)版面格式错误,8)事实性错误,9)知识性错误,10)政治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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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议程设置假设与有限效果模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1)有限效果模式强调大众传播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限效果模式在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的理论地位。研究人员对此越来越不满意,议程设置的理论应运而生。②克拉柏在他的《大众传播的效果》一书中,曾对有限效果模式有过非常精当的描述,“大众传播一般不能成为产生受众效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是处于各种相互牵制的因素和影响中,并通过这些因素和影响而起作用。”(2)议程设置转换有限效果模式的思路①在有些人看来,大众媒介一般不产生任何效果的说法似乎有点不合情理。研究者也开始反思,或许是他们在考察媒介效果时找错了地方。②多年来,传播研究的思路一直是在寻找态度的改变,而绝大多数研究结果告诉人们,人众媒介在态度改变方面效果极小。大众媒介影响的可能不是人们的态度,而是人们的感知,即人们的世界观。(3)认知心理学促进有限效果模式向议程设置演进同一时期,发生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变革,对传播研究者改变思路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①20世纪50年代,认知心理学异军突起,获得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相匹敌的地位。行为主义强调强化、奖赏与惩罚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它甚至试图用这些概念解释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与此相反,认知心理学则把人视做主动的知识探索者,他们在世界中的言行正是基于这些知识。②依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人被视作“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被控制或受操纵的对象。认知心理学非常关注世界的再现,即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对世界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通过考察人们赋予哪些特定议题显著性或重要性以及如何达到这些显著性,议程设置假说跟认知心理学一拍即合。
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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