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范围。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
“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下、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大众媒介以其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描绘了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而广大公众却在不曾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图景以及附着于其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
由此可见,在李普曼眼中,公众是事实的“局外人”,他们接受信息的自由仅限于被媒体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中。
(1)“拟态环境”由被媒介精英操纵走向公众参与构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①在现代社会,公众仅凭自己的能力无法认识广阔的客观世界;②传播者与受众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基于以上两个预设可以看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实质是指在公众无知、缺乏理性和行动力的情况下,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纵而构建的信息环境。但这个理论的成立是在李普曼取消了公众的理性主体和传播主体之后才成了顺其自然的逻辑现实。但“拟态环境”的理论缺陷首先在于把人类社会盲目简单化,其次还夸大了公众理性和行动力的缺失。
人类社会是多样的、复杂的。李普曼简单地把一部分人想象为理性的人或另一部分人为非理性的人有失偏颇。人是社会和历史的行动者。无论是由理性控制的人,还是由欲望、情感所导引的人,都是片面的人。真正构成社会动力的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是同世界建立起来各种各样关系、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体,不是接受少数“社会贤能”理性导引的“局外人”,而是自然潜能充分发展、社会关系高度丰富的交往主体。因此,人在传播领域也不能被简单的分为二元对立的传者与受者。在当代语境下,传者与受者还存在着信息互动、角色互换的关系。李普曼对公众理性认知能力消极否定,并持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从而就消解了公众与少数“社会贤能”作为理性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平等权力。历史地看,李普曼所指的媒介精英会极具理性、着眼全局利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实质上,李普曼把“社会贤能”、“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想象成了集中人类品德、理性与良知的代表。
在当下的信息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自由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变成制度设置,公众的信息渠道和交往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随之而提升的是他们运用理性关注世事的能力。李普曼“拟态环境”中处于20世纪初的可以被社会精英随意操纵的公众已为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有着交往需求和行动能力的公众。这些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会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参与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的构建。
(2)“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
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的20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独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经媒体操作进行选择、加工的“信息环境”是具有内部统一性的即结构化的特征。在当代,公众参与构建冲击了“拟态环境”的结构化特征,从而出现了“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是指“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在当今时代,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里增加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升给信息环境带来两大变化,一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二是信息把关的弱化。
网络是崛起中的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它是促使“拟态环境”出现非结构化趋向的主要动力。网络是一个自由的信息平台,甚至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模拟。相对于传统媒体,公众可以在网络上更自由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他们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他们会对当前的信息做出判断而有选择的接收,甚至会否定已有信息的真实性,动用网络的力量扩展交往范围或亲自行动起来去挖掘信息。如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兴起及“躲猫猫”事件中网友们的亲自调查就是例证。另外,网络还是一个发布平台。公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布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行为既扩大了信息环境中的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多样性。
网络信息的海量在事实上弱化了信息的把关功能。把关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信息内容的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过滤和加工,也使得信息的内容更加原生态。
在信息渠道多元化和信息把关弱化的环境下,公众发布信息出于各种动机,其信息形式和内容也相对自由。他们不同于传统媒体受相对统一的新闻价值观和发布信息所固有的逻辑模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影响。因此,公众的信息呈现多元化、原生态的特征;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却显得这些信息不成一个逻辑整体。
(3)“拟态环境”理论的重建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是基于个人经历及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而提出的,但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公众处在对媒介的未启蒙状态,当他们相信了媒介提供的那看似符合理性与逻辑的一切事实,会渐渐地形成媒介依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少思考,甚至不思考。这样就出现了一位美国作家所观察到的电视转播月食的可悲景象: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像”。于是,人越来越异化,成了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公众被媒介精英操作也就成了必然。
历史地分析,李普曼只是从媒介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的媒介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李普曼把社会精英塑造得能力非凡,而只把受众当作击而必中的靶子。现实中,受众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行动力。他们不会对“拟态环境”不加判断就全盘接受,更不会根据自己所不相信的媒介真实去做出下一步行动。在现代,李普曼所谓的被社会精英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已转变为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种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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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根据关于钱学森谈“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问题”的文章写一篇评论,1000-2000字。附材料: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国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规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得是要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模式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是。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这里的学术气氛非帯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上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亞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我本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边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谭家祯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孜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亨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绝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核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复杂问题。所以人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解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能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示例如下:没有大师,大学咋培养出创新人才?文目国昌钱学森晚年对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忧虑、对一些大学的评价等,在媒体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热议。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将进一步带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办好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等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在讨论。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议来议去,好像真正落实下来的措施核办法不是很多。相反听到、看到的却是大学里楼房盖了多少、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多少、又扩招了多少学生等。至于说这个大学的特色是什么、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教师、培养出了多少有贡献的人才等,虽也有点“动静”,但似乎很少、很少。这样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办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现在我们实在应很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考虑这个问题,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似有警醒作用。他说: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此话虽短,但却深刻地道出了办好大学的实质。办好一所大学,无疑需要很多条件。诸如良好的生源、一流的设备、充足的资金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癿是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要有大师级的人物,此乃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办好大学的根本保证。师者,传道释疑解惑之谓也。然师有高下之别、大小之分。大师者,必是学术造诣高深之人,必是教授方法灵活之者。由这些大师来执教,授课之精细,究学问之高深,导研究之巅峰,效果俱佳自不待言。所以,中外一些大学都在聘请大师上不遗余力,招贤纳士,以壮实力。当年北大在蔡元培先生主政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着力聘请社会上不少知名教授来校任教,使北大声名鹊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也深谙此道,他说,他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从世界各地请到大师级教授来校执教。哈佛大学在这方面更不落后,迄今已吸引来130个国家的5300多名一流学府的教授来校担纲。由此观之,力建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已成为当今时代之潮流、办好大学之要旨。师者,需名实相符,具有真才实学。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论及文章时曾言:“文章如金精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大师级教授也是如此,非自我标榜能凑效,它有一定的宏观标准。因而在聘任上务必要精挑细择,实行竞争上岗。这里,容不得“滥竿充数’,来不得迁就照顾,更不允许巧立名目,暗度陈仓。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一支高质量、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形成。相形之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呢?重学历、看学位,这一点是做到了,不具有学士学位就别想到教室讲课。但博士中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教授虽学问不错,但用在本校教学的时间斿闱不是很多,更别说给本科生讲课。还有一些人是“满天飞”,一个讲稿到处演讲,赚点钱财了事。如此情形,怎么能有大师级的教授产生呢?而没有这些大师级的教授,又怎么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呢?大师级教授,为大学之所需。现在应把这个问题摆上日程进行解决。只有将之认真做好、做实,刌则大学才真正有望矣!当前各大学正处于竞争发展时期,是甘居中游,缓慢前行?还是脱颖而出,卓然而立?其中重要一条就在于是否形成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培养出大师级的教授。此举已成为当务之急、迫在眉睫之事,望各大学的校长们思而行之,着力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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