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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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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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通讯的定义:通讯与消息一样,是重要的新闻体裁。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手段,具体、生动、形象反映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一中新闻报道形式,属记叙文体,具有内容真实详细具体、形式自由灵活、表达方式多样、语言生动形象等特点。通讯是报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新闻媒体最常用的文体。通讯由“通信”发展而来。在上世纪初,为弥补消息难以提供详情之不足,为满足读者知情的深层需要,作为消息补充开展开的“通信”兴盛起来。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演变成为现在的新闻体裁——通讯。我国的通讯写作,继承了古代纪实文学的实录精神和表现手法。但早期“通信”基本是详细的消息,文学色彩和政治色彩都不浓。从早期“通信”到现代通讯,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清朝末民国初,以名记者黄远生的北京通讯为标志。辛亥革命之初,黄远生居北京,上海的《申报》、《时报》等,都想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获取新闻,竞相邀请黄远生为撰稿人。《申报》从1912年起开辟《北京通讯》专栏,刊登黄远生的报道。黄远生的通讯,政治色彩很浓,夹叙夹议,生动活泼,风靡一时,在通讯体裁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已具备了现代通讯的基本风骨。第二阶段:从黄远生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闻通讯这一体裁得到迅速发展,写人、写事、写地方风貌,也工作中的新经验、新问题;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对话乃至独白,各种手法融于一体。这一时期的通讯,形式更加多样和完善,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抒情、评论色彩。虽有“左”的阴影,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新闻通讯体裁的成熟期。著名的代表作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第三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新观念、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开拓、展望,也需要回顾和总结。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新闻事业的变革。新闻通讯的体裁从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重大进展。就形式而言,系列报道发展很快;就内容来说,探讨新问题一类的报道显著增加。这一类报道往往触及到社会深层观念、意识。比如《人民日报》关于深圳特区的系列报道《效率》、《工资》、《物价·货币》等,《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光明日报》的《关于土地问题的通讯》,新华社的《第二个高度》等等,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思辨色彩,被称为深度报道,正是时代特征的反映。通讯与消息一样,许多新鲜的事件靠它来传播,许多重要的典型靠它来报道,许多精彩的场面靠它来描绘,许多迫切的问题靠它来探讨。通讯这种形式常常是抓住新近发生的典型事物、重要事件,从一个侧面或一个角度,写出一种思想、一个人物、一种经验、一个问题,具体深刻,生动感人,引发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