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减少副词、修饰性词语的使用，多使用动词。除非可以出示确凿证据，不得使用“最大”、“最好”、“最坏”、“最多等最高级形容词。

判断题 凤凰卫视政治上相对宽松，它更加强调新闻的评论。

判断题 如何理解交互性：交互性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称互动性，是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本质特征。

判断题 在模拟电视系统中，电视屏幕每秒显示25帧的电视信号表示：每帧625行。

判断题 蔡和森：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的首任主编。1918年和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之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的文章能抓住重要的实际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具体生动地宣传党的政策。1931年在香港被捕,后被反动军阀杀害。

判断题 比较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解放日报》改革和1956年《人民日报》改革的异同。1942年4月1日起，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在报纸宣传中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和文风。1956年7月1日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进行改版，展开了一场全国意义上的新闻改革，改革的目的仍然是肃清教条主义。（1）两次整改的相同点①两次运动开展的模式十分相似。两次改革均由一张报纸所指引，由一个根据地解放区发起而后扩展到所有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报纸是“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新闻整风运动由解放日报引导，而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由人民日报牵引。②两次运动都由一个局部而扩展到全国。新闻整风运动是由陕甘宁边区发起而后发展到敌后所有根据地，由《解放日报》带头掀起了抗日敌后根据地新闻界整风运动的高潮；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主的新闻工作改革也是由局部向全国全方面地展开，各地报纸纷纷改版，还引起当时新华通讯社和广播事业都相继进行了改革。③都发表了题为《致读者》的社论。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检查了创刊以来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改改革：版面安排上，把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报道提到了首位；整风宣传方面，把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宣传中心来抓，进行了集中突出的宣传，宣传形式多样，有广度也有深度；社论写作方面，注重社论的质量；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三个方面的改进意见：a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b.开展自由讨论，阐明社会言论；c.改进文风，活泼空气。在改进文风作风，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的重大意义上，两者也有着相似的地方。两次整改，提高了新闻下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对于维护新闻真实性，密切新闻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两报分别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前者开辟了无产阶级的新闻学道路；后者开辟了社会主义新闻学道路。（2）两次整改的不同点①背景不同。两张报纸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不相同。《解放日报》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伊始即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那就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人民日报》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双百”提出，刘少奇对新闻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强调新闻报道要从教条主义、党八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适合读者需要。②对于党性的认识不同。通过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整风后，新闻工作的第一要义就是党性。从党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看，除了党性外，新闻业的其他功能被有意和无意地省略了。从新闻工作者的地位看，新闻工作不再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他们只能是党的笔杆子，《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这样的要求事实上严重束缚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手脚，极不利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到了《人民日报》，这种认识有了改变，50年代初，《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一个流行说法，叫做“《人民日报》是办给全国县以上领导干部看的”。在改版中，编辑部成员树立了新的观念，要满足各层次读者的需要。这点是与解放日报有所区别的。

判断题 轮廓光能够勾勒出物体形状。

判断题 以如下标题写一篇短评:“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有观众拍手称快，也有观众心存疑虑，认为“限娱令”有剥夺自己娱乐权之嫌。其实大可不必因此恐慌，“限娱令”是“限”非“禁”，而而且从“限”的幅度来看，也仅限于“过度娱乐化”及“节目形式雷同”等问题，观众公认的优秀娱乐节目，并不会淡出荧屏。这一点，从各上星台对节目的调整安排中，不难找到答案。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精神、道德等人文因素的支撑。虽然说倡导价值多元化是一种进步，但不讲“核心价值”、听任“主流虚无化”，同样是一种犯罪。文化产品历来就存在“有益、有害、无益也无害”的区别，对有益的产品加以京鼓励，对有害的产品坚决取缔，无益也无害者则要控制总量，这是文化管理的必要手段。何况，时下很多电视娱乐节目盲目追逐收视率，过度娱乐化，甚至格调低俗，确实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当前，“文化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神州大地正在掀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高潮，电视作为一支重要的文化传播力量，其责任和使命不言而喻。虽然说，重点关注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媒体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选择的过程，恰恰体现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限娱令”，传播优秀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一一电视节目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自省于自觉。就此而言，“限娱令”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改变以往电视台制作、选择节目的价值观。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优劣一一三个“不得”，等于把电视台推到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坐标上。而在此基础上，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是很关键，但这也绝不等同于简单堆砌播出时段，必须讲究形式、提高质量，其中的创新压力，丝毫不比“限娱令”之前要小。因此，从电视从业者的角度来讲，“限娱令”既意味着责任，也是全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