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结合实例分析通讯的叙述表达方法:通讯中报道的事实(人物、事件等),一般都用叙述的方法向读者介绍。叙述的方法比较符合人们的思维规律,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反映人物的行动、思想以及反映事物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叙述的方法比较能够做到简要明确。叙述的方法可具体分为下列四种:

(1)从头至尾或由浅入深的叙述方法

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以及人们思维发展的顺序,从头至尾、由浅入深地介绍事实,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多姿、跌宕变化,老老实实地一路写来,把一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这种叙述的方法最大的优点是: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一目了然。但顺叙并不等于报流水账。通讯的叙述多数用顺叙手法来写,根据内容的不同,照样可以写出多彩多姿的作品来。有的欢快热烈,如《深圳特区报》1997年7月2日反映香港回归祖国的《欢腾的维港之夜》;有的气势奔放,如反映邓小平南巡重要活动和讲话的名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等。

近几年来,按照作者思维的逻辑和感情的发展为线索,把一些材料组织在一起的写作方法被较多的作者所采用。这些作品,往往既能告之以事,又能服之以理,也能动之以情。通讯写作中的顺叙,虽有线索清楚、条理分明的优点,但如果只用顺叙一种方法,特别是用得不好时,确实容易给人平铺直叙的感觉。所以,还要灵活运用其他叙述方法。

(2)头足倒置或中心开花的叙述方法

作者为了有意识地突出事情的结果,或突出精彩的情节、场面,常常打破从头至尾的叙述方法,采取“头足倒置”或“中心开花”的叙述方法,一开头就抓住人。这种写法别开生面,有一种倒悬、紧张之感,产生一种悬念,吸引人们追本溯源,了解事情的全貌。这种叙述力一法可以避免“流水账”夕,能引人入胜。有时,看完全文才恍然大悟,宣传效果比较好。但倒叙之后,在原原本本交代事情经过时,还得用较多篇幅来顺叙,光靠倒叙是不能把事情交代清楚的。在倒叙转为顺叙时,要过渡得自然,不要跳来跳去,使人看不清楚,影响传播效果。

如2003年2月12日《深圳特区报》刊登的通讯《小人质异国逃生记》,文章开头采用倒叙的方式,从火车进站的描写突出了回家的迫切与欣喜。下文,作者用“他被赌徒父亲押作人质”、“屡受挫折仍不灰心”、“靠智慧勇气虎口脱险”3个小标题,把一个离奇的、生动曲折的故事,讲得惊、险、喜、怒百味俱来,颇有吸引力和可读性。

通讯中运用倒叙的方法,还要防止千篇一律。许多通讯的开头往往就是一个场面描写,或一个精彩的动作,或一个鼓舞人心的成就,然后再从头讲起,用得太多了,也使读者感到乏味。倒叙的方法也要有变化,有的通讯,把倒叙和人物的思想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就很吸引人。

(3)中断过程穿插材料的叙述方法

在叙述的过程中,根据表现主题、刻画人物、说明事实的需要,穿插一些个别的场面、背景、人物、事件和有关资料,然后再继续叙述下去。有了穿插,事件和人物就会明晰和丰满,文章就扎实,有厚度,不至于单调、干瘪。作者旁征博引的议论和联系实际材料的抒情也可以作为插叙的内容。运用插叙,要注意做到少而精,不跑题,不枝节横生。

(4)夹叙夹议边述边评的叙述方法

有许多事情光靠原原本本的叙述,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或者还不易为人们理解和激起人们的感情,于是,就一边叙述,一边作些必要的说明、分析和评论,使事理躁合在一起,帮助读者理解和接受。如荣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上海的辉煌祖国的辉煌》就是理性思辨和激越高歌相结合的好文章,它把在中国上海成功举办APEC会议的成就、原因、影响等许多重大问题,在夹叙夹议、边述边评之中讲清讲透了,具有一种启迪思想、催人奋进的力量。如何夹叙夹议,是大有讲究的,“夹”得好,给人以质朴自然、天衣无缝的感觉;“夹”得不好则给人以生拼硬凑、矫揉造作的印象。夹叙夹议不等于“概念加例子’夕,它在工作通讯或政论通讯中用得最多,一般的通讯不宜用得太多。

通讯中的夹叙夹议,要求作者对事物有真知灼见,在叙述时,明确地、尖锐地提出自己的目的或结论,切忌模棱两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另外,要有鲜明的爱憎感情,喜怒哀乐,溢于言表。或柔中寓刚,有露有藏。总之,要有说服力和鼓动力,有思想性和启发性。作者只有对事物想得透,理解深,才会在运笔作文时挥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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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范围。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下、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大众媒介以其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描绘了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而广大公众却在不曾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图景以及附着于其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由此可见,在李普曼眼中,公众是事实的“局外人”,他们接受信息的自由仅限于被媒体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中。(1)“拟态环境”由被媒介精英操纵走向公众参与构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①在现代社会,公众仅凭自己的能力无法认识广阔的客观世界;②传播者与受众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基于以上两个预设可以看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实质是指在公众无知、缺乏理性和行动力的情况下,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纵而构建的信息环境。但这个理论的成立是在李普曼取消了公众的理性主体和传播主体之后才成了顺其自然的逻辑现实。但“拟态环境”的理论缺陷首先在于把人类社会盲目简单化,其次还夸大了公众理性和行动力的缺失。人类社会是多样的、复杂的。李普曼简单地把一部分人想象为理性的人或另一部分人为非理性的人有失偏颇。人是社会和历史的行动者。无论是由理性控制的人,还是由欲望、情感所导引的人,都是片面的人。真正构成社会动力的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是同世界建立起来各种各样关系、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体,不是接受少数“社会贤能”理性导引的“局外人”,而是自然潜能充分发展、社会关系高度丰富的交往主体。因此,人在传播领域也不能被简单的分为二元对立的传者与受者。在当代语境下,传者与受者还存在着信息互动、角色互换的关系。李普曼对公众理性认知能力消极否定,并持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从而就消解了公众与少数“社会贤能”作为理性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平等权力。历史地看,李普曼所指的媒介精英会极具理性、着眼全局利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实质上,李普曼把“社会贤能”、“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想象成了集中人类品德、理性与良知的代表。在当下的信息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自由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变成制度设置,公众的信息渠道和交往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随之而提升的是他们运用理性关注世事的能力。李普曼“拟态环境”中处于20世纪初的可以被社会精英随意操纵的公众已为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有着交往需求和行动能力的公众。这些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会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参与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的构建。(2)“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的20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独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经媒体操作进行选择、加工的“信息环境”是具有内部统一性的即结构化的特征。在当代,公众参与构建冲击了“拟态环境”的结构化特征,从而出现了“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是指“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在当今时代,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里增加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升给信息环境带来两大变化,一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二是信息把关的弱化。网络是崛起中的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它是促使“拟态环境”出现非结构化趋向的主要动力。网络是一个自由的信息平台,甚至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模拟。相对于传统媒体,公众可以在网络上更自由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他们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他们会对当前的信息做出判断而有选择的接收,甚至会否定已有信息的真实性,动用网络的力量扩展交往范围或亲自行动起来去挖掘信息。如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兴起及“躲猫猫”事件中网友们的亲自调查就是例证。另外,网络还是一个发布平台。公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布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行为既扩大了信息环境中的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多样性。网络信息的海量在事实上弱化了信息的把关功能。把关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信息内容的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过滤和加工,也使得信息的内容更加原生态。在信息渠道多元化和信息把关弱化的环境下,公众发布信息出于各种动机,其信息形式和内容也相对自由。他们不同于传统媒体受相对统一的新闻价值观和发布信息所固有的逻辑模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影响。因此,公众的信息呈现多元化、原生态的特征;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却显得这些信息不成一个逻辑整体。(3)“拟态环境”理论的重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是基于个人经历及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而提出的,但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公众处在对媒介的未启蒙状态,当他们相信了媒介提供的那看似符合理性与逻辑的一切事实,会渐渐地形成媒介依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少思考,甚至不思考。这样就出现了一位美国作家所观察到的电视转播月食的可悲景象: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像”。于是,人越来越异化,成了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公众被媒介精英操作也就成了必然。历史地分析,李普曼只是从媒介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的媒介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李普曼把社会精英塑造得能力非凡,而只把受众当作击而必中的靶子。现实中,受众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行动力。他们不会对“拟态环境”不加判断就全盘接受,更不会根据自己所不相信的媒介真实去做出下一步行动。在现代,李普曼所谓的被社会精英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已转变为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种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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