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内容俗套是新闻评论写作的大忌之一。请你结合实例对俗套的具体表现做一阐述。俗套主要是指表现形式上的格式化、文风上的八股化，造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看了令人生厌，读了令人乏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开头结尾雷同有些人写评论，不管内容是否需要，开头常常来一段“全面概述”，不是大讲成绩如何如何可观，就是肯定形势怎样怎样大好，然后笔锋一转，再摆出一个什么倾向，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似乎不加上这个“帽”，就会有“否定主要成绩”、“抹煞大好形势”之嫌。至于有些媒体固定评论栏目中的文章，不管篇幅长短，形式上都套用“三段论”的格式，甚而不是从某一件事谈起，就是由某一典故生发，二者非此即彼，要不休登“大雅之堂”。难怪有些读者打趣地说“看了评论文章的开头，大抵就知道是哪家报纸的了。”结尾也同样有一套“程式”，不是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努力之类，就是一定要如何如何，必须要怎样怎样。好像不这样“发号施令”一番，文章就不能收尾。这种“戴帽”、“穿靴”式的开头和结尾，不仅拉长了篇幅，浪费了读者的时间，而且长此以往，对读者精神上也是一种折磨。（2）板着面孔说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文化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看，新闻工作者与受众是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必须尊重受众，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受众，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但有些人写评论，不是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摆出一副做文章的架势，操着一种教训人的口吻、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主观武断、以势压人，其实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免不了老腔老调，既无内容，又不讲逻辑，有时“帽子”和“棍子”却凶得很。（3）大话套话连篇有些新闻评论，犹如“高山上吹喇叭一一调头高”，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大话、假话、空话和套话。由于作者长期坐办公室，从书本里、文件上“讨生活”，因而只能空发议论，不能切中时弊，针贬要害。由于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情况不明，不敢面对现实和言人所不敢言及所未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缺乏现实针对性，缺乏新意，结果只好人云亦云、无的放矢、四平八稳，即使到紧要处，也只是不紧不慢、不痛不痒地挠几下，给人“隔靴搔痒”之感。除此之外，诸如文字生硬呆板、结构沉闷单调等写作上的问题，也属于应该解决之列。

判断题 数字相机的存储卡有（CF卡）、（SM卡）、（XD卡）、（MS卡）、（MMC）卡。

判断题 135胶卷的标准底片的规格有24mmX36mm

判断题 中国电视节目的类型划分上具有实践意义。

判断题 对话体评论：对话体评论是指将对话主体（本报评论员）与对话客体之间，对某一（些）问题或某种（些）现象的评论，如实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即予以发表的一种评论体裁。对话体评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是通过对话形式来将评论融于其中的，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讨论的话题，二是谁来参加讨论。

判断题 新记《大公报》：《大公报》是我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日报，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新纪《大公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莺等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吴鼎昌独自投资并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莺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大得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欢心。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大公报》在政治上拥护国民党政府，并采取“小骂大帮忙”的宣传手法，既讨好蒋介石，又能迷惑一般读者。在新闻业务和经营管理方面，锐意改进，推出不少有益于发展的举措，因而其事业蒸蒸日上，在全国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1936年，该报上海版创刊，将其触角伸入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

判断题 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详细地报道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报道形式。

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