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针。

判断题 采写突发性事件通讯需注意以下问题：突发性事件是事件通讯报道的重要选题，指事先无法预知、突然发生的事件，例如政治冲突、重大责任事故和各种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因其不可预知和灾难色彩，报道难度比较大，记者在采写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记者的采写大多在事发之后，不易看到事件的发生过程，只能靠事后寻访当事人和目击者，从他们的回忆中了解情况，勾勒事件的过程，然后展现给读者。即使赶到“现场”，有时只能依据“现场”的遗留物报道，记者必须尽最大可能再现事件过程。（2）突发性事件多是灾难性的，常伴有生命和财产的惨重损失，报道是去挖掘真相，追踪原因，采访调查必然牵涉到某些人的责任、名声和利益。因此，记者的采访常常受到封锁：当事人三缄其口，现场被破坏，为采访者设置重重障碍等，拿到的材料就可能过于零碎，甚至是假相。这种情况是对记者的正义感、责任心、洞察力和调查基本功的严峻考验。（3）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往往要求有较强的时效性。在事件的复杂程度和采写时效的压力下，要十分警惕“失实”的陷阱。（4）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有些记者片面追求“卖点”，在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中，渲染恐怖镜头，展示犯罪细节，易造成负面的社会效果，这也是在采访写作中应该注意的。

判断题 减少副词、修饰性问语的使用，多使用动词。除非可以出示确凿证据，不得使用“最大”、“最好”、“最坏”、“最多”等最高级形容词。

判断题 无技巧性转场不能通过非线性编辑来实现，必须通过切换台实现

判断题 《共产党人》:1039年延安创刊,是中共中央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党内刊物,由洛甫主编,李维汉负责出版工作。1941年停刊。毛泽东为它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系统而又深刻地总结了中共过去18年的宝贵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指出这是中共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判断题 相比于女人，男人更少受到消费主义和资本逻辑影响。

判断题 新闻分为静态新闻、动态新闻、综合新闻、典型报道和新闻述评五类。其中动态新闻是报纸、广播最常用的一种。它报道的是国内外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或新气象、新成就。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