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
(1)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是指新闻传播事业史上一种独特的新闻传播体制,最典型的代表是德国和日本。“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概括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和并存的社会结构。具体到这两个国家中,就是以往的封建因素和近代的资本因素在这两个国家近代历史中长期并存与对立的现象。
(2)日本和德国的一元社会结构,特别是一元君主立宪政体,对两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根本性质、基本职能的确立及发展的未来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并使得两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体系也深深地打上了“二元”结构及“二元”因素的特征烙印,从而成长为不同于正统欧美诸国的另一种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类型,即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
(3)日本和德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二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介乎封建集权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之间的半集权、半市场自由化的新闻传播体制,其中,集权的因素以政治系统的形式占据着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它的特殊的质、特殊的点就在于这种体制所包含的“二元”结构、因素及其一系列的历史化外显。
(4)“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展现为一种矛盾的割裂,政治集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对应,即新闻传媒的政治上“一个声音”和经营上的自由放任,而这种割裂又被强制性地包容在一个奇怪的体制内。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新闻传播媒介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保持社会稳定秩序的前提下去赚钱赢利、搞“黄色新闻”、确定新闻本位和先进的企业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界“越轨犯规”,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有益的贡献”。
(5)从资本的元素来看,它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传播界强烈要求也实行西力一的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理论,以实现新闻传播媒介的独立地位和经营需求。这种要求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在“新闻自由”的追求和传播媒介营利观的确定,传播媒介不愿意作为国家的一种工具,而强烈要求它独立于国家政权系统之外,作为一种社会的中介和舆论监督机构,强烈要求传播界有充分的自由来制造和销售新闻商品,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自身赢利目标的实现。
(6)从封建元素来看,它的存在也来自于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存在。天皇权威、封建等级、藩阀财团、官僚元老、武士阶层、军部势力等,这一系列社会封建集权因素反映到新闻传播事业领域之中,必然构成了一种残缺但却又有力的集权主义强控机制。资本的生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是统治集团所强烈需要的,而市场经济随之派生的资本的自由、资本的社会本位却是统治者所极力压抑、打击、控制的。这就是日本和德国近代统治者始终抓住超经济的国家统治权力和专政工具不放,对社会体制内新闻传播事业的自由主义倾向实施严酷打击、限制矫正政策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两个国家产生“二元”化传播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7)处于“二元”因素夹缝中的日本、德国近代传播事业最终形成了一种既有较为隐蔽的集权主义原则和控制方式,又能容纳资本主义市场元素某些内容的独特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这就是一种残缺的、隐蔽的、但又强大的封建集权主义和虚假的、歪曲的、片面的自由主义的奇特组合——“二元”化结构、“二元”化元素并存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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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判断报道是否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的一种重要依据是,是否与公共利益相关。(√)
判断题 中国的新闻改革30年的三次跨越一.第一次跨越(1979年——1982年):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1、第一次跨越的主课题: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重新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是这四年的主课题。2、背景: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新闻媒介不可能从实践的突破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也不能从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中得到新的启迪,只能回头找历史上的闪光点,基本是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党报传统为蓝本,重提1956年新闻改革的老话题。3、四年内所取得的基本成就:(1)(对新闻媒介的性质的重新认定):摈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说,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机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的桥梁;(2)(新闻真实):摈弃“假大空”,提倡“短快新”,尤其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权威;(3)(新闻报道的内容):随着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经济报道逐步成为新闻媒介的主体;(4)(对新闻价值的确认):纠正了历史错案,肯定了“读者需要论”等是合理性的命题,并以此为立足点,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新闻选择必不可少的标准。当时引起重大争议的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命题。※新闻规律:新闻也像其他自然科学、社会和人文科学一样,也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4、评价:虽然此次跨越为50年代老话题的再现,但试图为新闻媒介建立核心概念,构建新闻学框架,为“新闻有学”打了理论基础。二.第二次跨越(从1983年开始):引进信息概念从1983年开始,信息概念引入新闻界,导致新闻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从而引发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1、学术上表现为信息与宣传两者关系的全国性大争论争论结果:信息概念被普遍接受。新闻媒介不但要从事宣传,还要提供信息,介绍知识,提供娱乐等。2、信息概念的引进给中国新闻界带来的巨变:(1)(媒介结构):媒介结构发生改变。一大批以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纷纷开设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的新频道。到1988年中国形成三纵三横的媒介结构。(2)(媒介内容)媒介内容构成发生变化,纯信息的新闻逐步在各新闻媒介占据重要地位。(3)(报道样式):新闻报道样式更加丰富多彩,如预测性报道,立体式报道,纯客观报道等新的报道形式大量出现。三.第三次跨越(在1992年后开始):重新认定新闻事业性质——这次是对新闻事业只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跨越。1、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认识(1)、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这是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该观点和把新闻事业当作宣传机构是一致的——既然新闻媒介完全是一种宣传工具,那当然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内的。(2)、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新闻界面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新闻事业就其产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其为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2、理论突破带来的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思路,可以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完整含义: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耳目喉舌的前提下,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媒介。——这样,从1992年以后的新闻改革,重点不再放在新闻媒介的功能及媒介的传播内容,而是转移至媒介的外围,即经营上。3、在经营上走向市场,导致竞争的展开:新闻媒介一旦在经营上走向市场,竞争立刻在新闻市场上展开。(1)竞争的直接目的:争夺受众;(2)竞争的最终目的:争夺广告。——于是,发行量,收视率成了媒介成败的标志,广告成了媒介的生命线。4、到20世纪末,中国新闻媒介的竞争态势:可以用“三乘三”来描绘。5、竞争给媒介带来的显著变化:(1)受众中心地位的认同;(2)调整内部结构,搞活媒介机制;(3)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4)扩充硬件,扩大容量。6、竞争给媒介带来的负面影响:竞争是面双韧剑,它给媒介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有相当的负面作用:(1)、新闻产品在竞争中向通俗化、庸俗化方向发展,降低新闻媒介的品位。中国媒介上煽情主义浪头严重。(2)、广告客户对媒介造成很大压力。(3)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亟待加强。第四次跨越:从单一走向多元从1996年开始,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是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结果是把中国传媒业原先单一结构走向多元结构,从而转变增长方式,标志着中国媒体改革向着深层发展。基本目标:解决中国传媒业“小、散、滥”的状况,做大做强中国传媒业,具体目标:第一:适度的市场集中,形成一个竞争有序的市场;第二:从粗放型发展转化为集约型增长,从外延型增长转向内涵型增长,对内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第三:从小而全媒体走向专业化媒体,从同质化竞争走向差异化竞争;第四:实行分层分类管理。在结构调整和转型中,传媒业采取了六大举措:1)报业集团---报业的集约化经营2)频道、频率专业化---广播电视多元化之路3)二级电视、三级报纸、四级广播---中国传媒业结构的基本框架4)制播分离,编营分离---传媒的产业化之路5)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从封闭结构走向开放结构6)二分大众传媒----从单一结构走向多元结构总: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一、从自发走向自觉——中央掌握改革主导权(即从过去自下而上的改革为主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主)二、从观念更新走向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成为新闻改革的主动力(历史证明,一切改革都从观念更新开始,最后都将遭遇制度壁垒。如果制度能够顺势创新,那么改革将会继续向前。)三、从边缘突破走向中心突破——新闻报道成为新闻改革的主攻目标四、从增量改革走向盘活存量——中国党报打造主流媒体(1)新闻改革是由观念更新作为其直接推动力的。而观念更新则源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2)中国的新闻改革是在现行的新闻体制内进行的;(3)新闻改革虽然促使新闻体制作了微调,但基本框架未动。)第二节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1新一轮改革的起步1996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1996年12月,中央“两办”发出《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要求本着“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原则,对全国报刊治散治滥,开始了三年左右的报刊结构调整。*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新一轮改革的起步。2新一轮改革的背景:针对传媒业积聚的内部矛盾和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要求,从1996年起,中国传媒业开始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开始主动进行战略性的大调整。3新一轮改革的特点:(1)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战略性大调整;(2)先是报业,后是广播电视业;(3)从结构调整入手,以集团化为手段推进外部资源整合和内部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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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分析下列评论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要求篇幅不超过800字。附材料:时评需要更多样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最近,“时评”这一现象引发了争议。有论者尖刻地批评这是一种“脑残”文体。当然也有不少人肯定这一文体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讨论凸显了这一文体对于社会的独特意义,显示了其影响力已经不可忽视。时评目前已经成为报刊等传统媒体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舆论的重要部分。不论是传统的主流报刊,还是近些年流行的都市报刊,现在都高度重视言论的社会影响,几乎都有专门的时评版面,也有一些时评认开始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欢迎。这说明无论是报刊本身的选择,还是读者的需求,时评的流行都已经成为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时评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快速反应,也往往是从一个具体的事实出发对于社会趋势的分析。不少时评能够切中时弊,表达公众的意见,反映民意的走向和民生的现实要求,对于社会有相当积极和正面的影响。同时,时评也是传统纸质媒体和互联网网“打通”的成果。一些互联网上网上的“网评”,由于其特色而成为了报刊争相转载的对象。而报纸上的“时评”,如果有影响力,也会在网络中形成转载和跟帖的风潮。而一些网络评论的写作何者也由于其文字清新或辛辣而被传统纸媒所倚重,成为专栏作者。这样在网上网下形成了相互支撑的互为犄角之势,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的空间,对于社会充分了解公众的意见有极为正面的价值。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快速变化,经济情况和社会趋势的变化也相当迅速,,所以公众对于快速反应的时评有着强烈的需求。是评往往价值观明确简单,对于问题的看法直接了当,是一种充满了“确定性”的文体。这对于公众在复杂生活中寻求某种确定性是有相当的帮助的,也对于公众确立自己的价值判断,参与公共事务有相当的意义。因此,简单地否定时评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一些否定时评的言论其实也是被当作时评发表的,这其实也说明了时评的价值和时评作者们对于社会的贡献。但时评当然也有明显的局限。我想时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时评多数是由由一些时评人写成,他们对于时评文体有很好的掌握,但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简单化,往往倾向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以及只求痛快淋漓、不求宏观理性的策略。时评具有网评般的尖锐犀利,也有网评的一清二白。时评往往从一种情绪化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以网络博客和跟帖的风格来理解事物,常常结论来得过快过大。期望见微知著,却难免无限夸大;期望深入浅出,却难免言过其词。这样的文体风格对于一望而知的丑恶现象进行抨击和鞭笞是有所贡献的,但对于今天所面临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各种矛盾纠结的多重现象的复杂性的认识,却难免缺少宏观理性的态度和具体入微的分析。其次,时评往往缺少第一手的资料和对于社会问题的切实观察。往往仅仅依靠一些互联网中或媒体中的报道来发表意见,二是容易捕风捉影,过度引申,往往和实际情况有相当的距离。这可以说是时评当下所表现的明显弊端。时评往往可以帮助宣泄公众的情绪,却无助于公众对于事物复杂性的深入体察和理解。有这样的弊端,其实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并不应该简单否定时评的贡献。现在所需要的是时评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有弗里德曼这样的名记者,也有克鲁格曼这样的大学者。像记者这样接触第一手现实材料的人写出的时评往往有强烈的现实感,而学者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对于问题的复杂性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可以让更多记者和学者加入到时评人的行业之中,这样,时评就有了更多的不同意见互相参照和互相对话,显然有利于时评的多样化和丰富化。当下时评的问题不是应该做“减法”,让现在的时评压缩,而是要做“加法”,让更多的不同的人来写时评。这样,社会舆论的空间才会扩展,而舆论的理性和客观性才可能实现。“忽如一夜春风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这句话话来形容眼下的时评专栏,可谓是再贴切不过了。大小报纸纷纷开辟以“时评”为名的评论专栏。其中办得较为出色、影响较大的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文汇报》的《文汇时评》、《南方周末》的《方舟时评》等。这种时评热让笔者想起了上个世纪初,中国新闻史上曾经有个一次时评热潮。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首立时评栏目,使时评这一文体风靡一时,《中国日报》、《民报》、《神州日报》、《苏报》等一批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报纸都曾大量发表时评文章。比较两者的背景可以发现,眼下的时评热也和当时经历着一样的背景,正如作者在文中指出的:“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化造成了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快速变化”。由此,作者分析时评这种文体的特点与当下环境的契合,“价值观明确简单”、“对于问题的看法直截了当”这样的特点使得时评能够适应当下的受众寻找确定的价值观,做出直接的判断。但是在后文中,作者也分析了时评的局限并将其归纳为两点:首先是由于时评人对于问题看法过于简单,且易用宣泄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次是时评人缺乏第一手资料,容易捕风捉影,过度引申。在文末,作者也提出完善时评这种文体的措施:进一步扩大时评的空间,让记者和学者等专业人士加入时评人的行列。全文的评论很好的坚持了辩证法的观点,没有孤立地看待时评热这一现象,而是客观分析其特点和局限,并且提出补救的措施,本文的评论有理、有节、有致。时评作为一种新兴的评论文体,固然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这也是新兴事物的通病。对于这种通病,一味地打击、揭露恐怕也是不恰当的。比起批评时评的不足,给时评的发展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意见才是应该鼓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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