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刊于江西瑞金,最初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后来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该报在一般情况下也只有几个人;"1933 年不 1934 年,是《红色中华》工作兴旺时期,人员多时有过 10 余人,除了编委会 5 人之外,管通讯来稿的 1 人,校对 1 人,发行 1 人,文书 1 人,以及几个机关行政人员。当时没有专职的记者,报刊上刊出的‘记者’实际上就是编委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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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反调查”:“反调查”是指记者在调查某一事件时,有些人为了掩盖他们的错误,维护他们的私利,背着记者而进行的一种调查活动,妄图以此推翻记者调查的结论。碰到这种情况,记者要排除种种障碍,依靠党,依靠群众,认真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可靠证据,打破“反调查”。
判断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思想。
判断题 选择稿件的程序:新闻稿件有以下几种来源:①本报记者稿;②通讯员来搞;③社外约稿;④读者自发来搞;⑤通讯社新闻稿;⑥转载稿件;⑦各类简报、宣传品和文件资料;⑧网络信息。稿件的选择在理论上有三道程序:初选;复选;定弦。
判断题 《大公报》是我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日报,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于天津。新纪《大公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莺等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吴鼎昌独自投资并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莺任总编辑兼副经理,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大得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欢心。国民党政府建立后,《大公报》在政治上拥护国民党政府,并采取“小骂大帮忙”的宣传手法,既讨好蒋介石,又能迷惑一般读者。在新闻业务和经营管理方面,锐意改进,推出不少有益于发展的举措,因而其事业蒸蒸日上,在全国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1936年,该报上海版创刊,将其触角伸入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
判断题 什么是新闻角度?如何选择新闻的最佳角度:新闻角度是透视新闻事实的一个立足点与窗口,它从事实的一个侧面去揭示新闻主题。选择新闻的最佳角度,一般说,要抓“四点”、“一小”。四点即:(1)抓特点。客观事物是丰富多采的、发展变化的,有共性有个性。只有抓住了事物的个性、特征,新闻才会受读者欢迎。(2)抓新点。即角度要新,通过某一侧面、角度去反映主题,使新意盎然,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3)报道同一事物,应注意错开角度,即寻找不同的侧重点。目的是使新闻主题既不与别报重复,又报道了新闻事实。(4)选新闻角度要有群众观点,即从群众的角度看事物。从群众角度、读者的角度入手,就能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使新闻主题表现得通俗明确。“一小”即:角度要小。凡是选准了一个小的角度,摆出具体生动的事实,就容易把主题写得有深度,写起稿来显得生动、活泼,受读者欢迎。这样,选准小的角度,就有利于主题深化,有利于抓到具体的材料,有利于报道人物与事物的个性特征,稿子容易写得短小精悍,并且做到时效性强。
判断题 在一个组织机构中;最高层次的公共关系工作是公共关系的总体策划工作。
判断题 球面镜头比非球面镜头成像质量好。
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