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
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
(1)徐宝磺的《新闻学》
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
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
(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
《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相关试题
判断题 所谓的大数据其实就是对主体意向的一种揣测。
判断题 编者按,就其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政论性按语和说明性按语两种。
判断题 时务体:时务体是指中国近代史上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报刊政治家在写作中形成的一种报章文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政治家继承王韬报刊政论的传统,在政论写作中不断突破框框进行革新,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文体。这种文体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政论最为典型,故被称为“时务文体”。这种新文体的特点: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这种新文体出现后,风行一时,成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一种过渡文体,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
判断题 以下面这篇报道为由头,自拟题目,写作一篇500字左右的专栏小言论。据《工人日报》2002年11月27日报道:南京雨润集团、华洋集团数亿元的投资在兰州一年多没办成手续;甘肃徽县冶金选矿厂诉甘肃有色进出口公司合同赔偿案的判决历时9年得不到执行;某市公安局对违反治安管理人员罚款了事……甘肃省新近自曝的这些“家丑”,在全省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前,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员核省人大代表,围绕投资、建设和干事业“二个环境”,对甘肃省的法制环境进行调查,形成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这份通过媒体全部公开的报告支出:甘肃“法制环境很不宽松”。报告详尽陈述了甘肃省的法制环境,“法制环境不宽松的主要表现”列举为:“行政执法主体混乱,职能交叉重叠”,导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乱检查成了‘三乱’和吃、拿、卡、要的重要手段’,;“行政审批繁杂,办事效率不高’等;“收费名目繁多,罚款随意性大”;“收费核罚款事某些部门的两大法宝,只收费,不服务,给钱就放行,缴费就过关”;“打官司劳民伤财,赢的赢不起,输的输不起”;“人为干扰影响司法公正”等等。这份“公开示众”的报告,在甘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核深刻反思。尽管人们平时对法治以及投资、创业环境不乏议论,报告披露的“丟两头急中间不急”的现象仍然让人震惊。据记者随机了解,相当多的甘肃甘肃人从头至尾阅读了报告全文,并由此看到了甘肃省正正视问题的勇气和魄力。此前,甘肃省为了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在全省展开了力度空前的营造软环境的努力。有关人士指出,这份报告的及时公开,表明了该省全力营造投资、建设、干事创业“三个环境”的坚定决心。示例如下:自曝家丑之后还需要做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几成一句恒世通言,从古至今被被许多人当作为人处世的经典“指南”,爱不释手。时至今日,官场里同样有不少人“义无反顾”地遵循着这条古训,不管出没出现错误,只要不被发现错误,那就可以安安稳稳坐住官位了。可见,有时候掀起家丑的盖头还真不容易。值得欣慰的是,甘肃省常委会部分人员核省人大代表敢于自曝“家丑”,此举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是自在情理之中。不过,自曝“家丑”固然精神可嘉,但是,仅靠一两次自曝“家丑”的勇气,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无论是投资环境也好,行业不正之风也罢,人们早已心知肚明,用不着媒体曝光,每个人天天在内心里自然也私下不停地“曝着光”。目前,一些久拖未决的案件由甘肃省部分人大代表主动公之于众,当然可以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而是对它们实实在在的解决。这就需要当地政店核人大机关在了解问题之后,切实发挥其相应的职能,来解决问题,让老百姓不只看到行政机关敢于发现问题,自曝家丑,更应该让他们看到问题的解决核情况的改善。如果只是单纯的自曝,然后就对其不闻不问,那么这种做法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自曝“家丑”固然值得欢迎,但之后所采去的措施核实行的解决方案要比简单的自曝“家丑”更重要,也更迫切。
判断题 简述新闻述评与其他分析性新闻的区别。新闻述评是一种有述有评,评述相间的报道式样。新闻述评与其他分析性新闻的区别在于:(1)述评中的评,是记者对事物的直接评判,是褒贬,是就事论理的一种写法。评,是分析研究的结果,要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中也含有评的成分,然而,述评中的评与其他分析性新闻中的分析,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分析与评论有时是难以严格区分的。实际上,新闻作品都是主观加工的产物。客观的加工过程,只是观点的由来与表述均以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为手段,只是更强调客观色彩罢了。新闻述评与一般的分析性新闻,如新闻分析、解释性新闻的差异也在这里。前者主要是运用事实表达观点,而新闻述评则允许超越、跳出事实,直接说话。就加工——认识过程而言,述评的作者大多对某些问题早有“看法”,早有议论的愿望,某种新闻事实或新闻由头的出现,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议论的契机。从这个角度讲,它们也的确如莱斯特·麦克尔所说,“是一种受论点和感情影响的主观加工过程”。如果一定要将述评与分析性新闻加以区别的话,这就是二者的主要差别之一。(2)新闻述评对事实的要求比较严格。在这一点上,它与一般的评论和分析性消息有所不同。在一般的评论中,事实只是为论点服务的论据,它们未必是新近发生、发现的,也未必是完整的。分析性新闻虽然要以大量事实说明见解,但是,它的事实往往是多样的、可以任意调遣的材料,而新闻述评因其兼有报道与评论两种职能,报道是手段,评论是目的,报道是评论的依托。所以,总体来说,新闻述评不能不清晰地反映事实。
判断题 狭义的新闻指(消息。
判断题 论述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①报道对象的变化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一一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②报道理念的变化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
判断题 新闻摄影的特性和五要素?新闻摄影要有,真实性、新闻性、纪实性、五个要素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什麽事件、为什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