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
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
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
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
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
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
(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
①报道对象的变化
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
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
②报道理念的变化
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
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
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
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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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谈谈对记者和领导而言,怎样才能做好反映工作。《延安调查》的经验和体会告诉我们,凭党性办事,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是一个记者极为宝贵的品质,是记者做好反映情况工作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即使受到打击,也不后退;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动摇。同时,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得失,对记者来说,甚是重要。(1)要做好反映情况的工作,在具体操作上,还要注意以下问题:①要及时反映情况,情况贵在及时。②要如实反映情况。党中央重申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内参报道和公开报道一样,都必须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如果反映的情况不实,党的领导机关据此作出决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记者一定要慎用手中反映情况的权利,对反映的情况,要反复核实,并说明资料来源,以做到对事实负责。③要贯彻全面反映情况的方针。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提出:内参报道要贯彻“全面地反映情况的编辑方针”。既要重规反映负面情况一一报忧,也要重视反映正面情况一一报喜(主要是不宜公开发表或暂时不宜公开发表的情况),采取全面反映情况的方针。④对工作中一些带试验性的做法,因为尚不成熟,记者可先写成“内参”,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少这样的“内参”,后来成为公开见报的重要稿件。也有些重大典型,有些记者也走的是先“内参”,后公开报道的路子。⑤记者经过调查研究,对某些问题形成一些新的看法,为慎重起见,也可以先作为“内参”稿,送领寻机关参阅。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被反映对象的发化。对那些有问题的地区或单位,记者在反映了它们的问题之后,要注意它们的发化。如果那里的领寻正确地对待记者反映的问题,不是讳疾忌医,而是用积极态度,采去有效措施,努力改进工作,并做出成绩,那么记者还可以公开宣传,作正面报道。⑦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记者反映情况。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很懂得“内参”可以“通天”的分量,他们千方百计地编造假情况,企图蒙骗记者,利用记者,让记者给他们写材料向上反映,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记者要提高警惕。缺乏警惕,偏听偏信,不深入调查,容易上当受骗。(2)即者要做好反映情况的工作,和新闻单位领导也有关。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①新闻单位领导对记者反映情况要敢于支持、保护。实际工作中总有那样一些人喜欢报喜不报忧,或者做了坏事、丑事,怕曝光,怕记者向上反映,因此他们总是采取这样那样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以至对反映情况的记者刁难打击,甚至迫害。面对这种情况,新闻单位领导有责任挺身而出,会同有关部门支持记者,保护记者的正当权益,并把保护勇于反映真实情况的记者,看作是一条重要政策。这样才能伸张正气,打击邪气,给记者反映情况扫清道路,让反映情况的工作健康发展。②记者反映情况出了差错的处理。1984年经中央审定、转发的《新华社内参工作会议纪要》有这么一条:“鼓励记者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如确因记者思想、政策水平不高,或深入调查研究不够而发生差错,只要不是有意假造,就不要追究击者个人的政治责任,不作党纪、政纪、军纪处分,而应按岗位责任制处理,有关人员要何认真的自我批评,组织上对有关人员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使其吸取经验教训。”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如果“有意造假”,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处理自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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