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选择新闻稿件的一般思路是新闻价值的判断、社会效果的分析、报纸取向的把握、对稿件的适用性分析

判断题 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物公开发表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

判断题 摄像记者如何在新闻采访中挑等抢拍新闻素材？①精心选择最能反映本质内容的事物，选择人物最富有个性的动作、表情，选择最佳的光线效果和拍摄角度；②善于等，要等到最富有表现力的时机，要等待关键人物的活动，要等待某个精彩场景的出现；③凭借自己的技术功底和艺术直觉，抢拍下稍纵即逝的精彩场面。

判断题 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在融合新闻生产领域，公共利益依然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新话题。一方面媒介融合正在急剧地改变着传统的新闻业，融合新闻生产正在改造着现有的新闻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新的传媒格局尚未完全建立，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守护上出现了传媒真空地带”。也就是说，融合新闻生产对公共利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融合新闻生产能否守护公共利益，该如何守护公共利益，都是值得深人探讨的话题。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勾连主要通过大众媒介对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的关注，也就是说，媒体将报道焦点集中在涉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关系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以及这些活动最终结果等问题中。例如，政府重大的政治经济决策，社会中关乎民生的重大变革，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等等。一、公共利益的界定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譬如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在现实社会中的物化形式称为公共利益，卢梭的观点则认为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公共利益成为可能。如果从卢梭“公”与“私”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公共利益就是区别于“个别利益”的“公众利益”。在公众的界定上，德国学者洛厚德(C.E.Leuthold)在19世纪末提出以地域基础作为界定公众的标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占大多数的人称为公众，他们的利益称为“公共利益”，而区域中少部分人的利益则被称为“个别利益”。德国学者纽曼(F-J.Neumann)又进一步提出了“不确定大多数人理论”，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多数人就是要超过半数。因此，对于公众的普遍认识也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和空间中的超过半数的大多数人。那么又该如何去界定利益呢？行政法学教授胡建淼的观点认为，“利益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与多面性的特点，首先，价值判断的对象存在多元性，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如文化、风俗、习惯与宗教等利益。其次，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多面性还表现在价值判断的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作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存在差异是客观的，因此，利益的内容必随着动态的国家社会情形而有所不同，呈现不确定性与多面性。再次，在做出价值判断时，离不开主体判断的主观性，离不开人们个人的好恶感觉，因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多面性更是自然”。既然如此，公众可以通过民主的多数来决定，而利益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个公众利益是什么似乎变得非常复杂，它既可以是绝大多数个体的收人增长，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中普罗大众对于高品质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可以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理想和诉求。二、新闻生产的公共属性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开启了公共新闻生产的先河，对于美国受众而言，政治选举就是他们所有公共事务的核心.因为选举不但决定了未来数年内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的走向.更关系到置身于这个国家中的每个个体的利益得失。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TAe率先联合当地电视台KAKE-TV对当地选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还对选民进行选举知识教育，鼓励选民积极参与投票，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果。在此之后类似公共新闻报道在美国形成了燎原之势，“在美国所有的1500家日报中，至少有322家，也就是五分之一以上在1994—2001年间，进行了类似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几乎所有报刊相信这对当地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实上媒体代表公共利益、报道公共新闻、为公众服务的理念由来已久。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媒体“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竭诚‘服务公众’；守护‘公共利益建构•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并逐一列举，早在1936年张季鸾执笔《大公报》时就强调“报业天职”是“拥护国民公共利益”。1922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声明中也有具体规范，如“收集和传播新闻与意见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大众利益，将情况通知他们，使他们能对当时的情况做出判断”。在1934年美国国会制定的《通讯法》中也强调要“符合公众利益、便利性和必要性”。可见大众媒介的公共属性是由来已久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而大众媒介的公共属性源于三个方面。1.媒介权力的公共性媒介占有的空间中经常伴随着彼此的竞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约束，他们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控制和设置议程，以及有着不同的开放和闭合程度.但整个社会中媒介就如同教育一样始终掌握着支配信息生产、传输、接收整个流程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并不应属于任何媒介企业、垄断资本或政治力量，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它的权力应该属于被赋予思想表达自由的受众。这一观点最早的理论来源是米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之后便是“观点的公开市场”理论，认为媒体应该是公众行使知情权和自由表达各自意见的公共平台。而媒介权力来源于“公众对其分散权力的让渡，从而形成一种4大众传播权这种大众传播权，源自公民知情权、表达权与公共事务监督权的一种让渡”。2.媒介产品的公共性大众媒介是面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的专业机构，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受众的需要则成为消费者是否愿意为之“买单”的决定性因素。受众的购买或选择媒体又决定了成为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数据，成为媒体的一种财富，广告商通过广告投放向媒体购买这些发行量与收视率，这是媒介大众产品的经营之道，这也使得大众媒体机构必然无法忽视大众的接受需求和观点。因为，一旦背离了大众的需求和期待，即意味着在这个竞争的媒介空间中丧失了生存所必需的财富。3.媒介资源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媒介的天然属性，一切媒介都具有公共性的基因。“媒介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源于其作为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的属性。”®虽然国内外媒介管理体制有所区别，但不论是印刷媒介的刊号.还是广播电视媒介的频道资源，都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分配。在政府的管理和分配中所考虑的不仅是媒体机构经营资质，也包括对这些公共资源的运用方式。因此，不论是私营媒体或是公营媒体，因为其掌握着公共资源的现实状况，其自身必然具有公共性，也理所当然要为公众利益服务。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具有了公共性，并且承担了为公共服务、为公共谋利的责任，表现出了浓厚的公共性色彩。三、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的实践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虽历经波折，但仍在演进、推广之中，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做历史阶段性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0年代早期开始，《威奇托鹰报》(TheWichitaEagk)的率先尝试使公共新闻主要集中在增强民众对于政治选举的关注程度上，并且提高了选民的参选率。第二个阶段在90年代中期，公共新闻开始深人到社区公共生活，公共安全以及社区教育中的公共事务。第三阶段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公共新闻报道的趋势则是通过新兴科技手段，与受众就更广泛的公共话题、公共政策展开互动，通过受众的主动参与加深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在这长达十多年的运动过程中，美国媒体不仅在新闻报道的侧重点上发生了转移，更是在自身角色上发生着转变，“媒体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同时，美国媒体新闻生产的风格也在进行调整，从传统报道中强烈的说教口吻，到温和引导受众的参与思考，从热心极端对立观点交锋，到关注中间意见平衡极端力量。可以说，公共新闻运动给美国现代新闻生产带来了重要的转变，进而被JimCarey称为“试图改革现代新闻学的第四次运动”。中国的大众媒体虽然没有经历过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但是在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和诉求方面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如果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媒体对于公众利益的实践进行划分的话，大致也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党性原则时期从1942年4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致读者》标志着我国新闻媒体坚持党性原则开始.党性原则不仅成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灵魂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其工作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体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可见，我国媒体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党性原则不但不与公众利益相违背，而且是我国新闻媒体行业实现和担负公众利益的有效保证。新时期的党性原则更要求我国新闻媒体要“要努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努力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使新闻报道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现状和趋势，善于运用现代传播技巧，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积极回应社会的舆论关切，使新闻传播人眼、人耳、人脑、人心，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公信力，使新闻工作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真正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可见，党性原则已经包含了新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注。其实在西方世界，甚至“无论在何处，主流出版机构的新闻记者也总是与当权政府的政治文化保持一致”。西方新闻学界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新闻记者们与政府的各种官僚机构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事实上，“对新闻记者来说，整个世界已经被官僚式地组织了”。“新闻机构以条线给记者分工，记者们所报道的绝大部分新闻都是从相应的各种官方政府机构那里得到的。”“以官僚机构的结构看待社会，正是记者能够发现各种事件的基础。”同官僚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好处在于官僚机构能“保障记者不断发现各种事件”，“得到可靠而稳定的新闻素材。”2.双重属性时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各个行业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我国媒体行业也开始踏上了市场化之路。李良荣认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成为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意味着，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人市场，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领导，但在管理上采取企业方法，新闻媒介是独立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这给我国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整个行业注人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时期，媒介间的竞争开始逐渐加剧，各个媒介企业对于细分市场的关注，对于媒介内容的精心设置，使得媒介对公众利益的报道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细枝末节当中。与此同时，新闻报道的方式与方法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变，变得更为丰富、更为生动、更为受众所喜闻乐见，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更加贴近受众的客观需要。3.三重属性时期所谓三重属性时期就是指当下，媒介产业已经成为公共产业、信息产业和营利产业的综合体。“作为公共产业的媒介除了要履行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等组织层面上的专业功能之外，还必须发挥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社会层面上的公共功能。”作为信息产业的媒体职能是，在信息化的社会形势下，担负起人类信息文化生产者的功能，其“产出物都是信息，投人物大部分也是信息，售出物更是信息”。在这一时期媒体行业作为经营产业，其事业性功能正在进一步弱化，记者成为媒体的雇员，新闻产品连同其他文稿及广告作为商品一同出售.媒体作为上市企业开始追求其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受众也转变成为媒体的财富进行买卖，媒体产品的买卖过程转变成为增益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媒介关注公共利益的过程变得充满了功利性，公众利益成为吸引受众、贏得市场、获取行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正如丹尼尔•贝尔和埃尔文•克里斯托尔在1965年为《公共利益》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的，“不存在‘公共利益’这样的东西；只有私利——个人的、团体的、阶级的私利——他们都试图获得最大范围的公共影响和公共权力.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待公共利益”。所谓自己的方式，就是利用公共利益来使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众多所谓“为了公共利益”的姿态之下，往往掩盖着谋取团体私利或者个别群体利益的目的。③对于上述批评，也有观点认为，媒介如果不受媒介企业的控制，不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通常它就会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进而会成为国家的传声筒，甚至会成为激进思想的温床。也有人认为，如果以一种过于僵化的观点来看待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以为同政府保持某种一致性就必然会伤及公共利益和新闻自由.那么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媒介产品和新闻现象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因为新闻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声张公共利益、开放多元声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毕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尊重媒介的三重属性，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应是媒介产业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思路。4.融合媒体时期在融合媒体时期，媒介行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已有格局正在逐渐瓦解，另一方面是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造成新的行业格局尚未形成。虽然“网络媒体和各种自媒体的发展壮大，不断拓展和重塑公共领域，成为守护公共利益最肥沃的土壤”，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规则约束和狼烟四起的竞争环境下，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为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顾一切地追逐自己的商业利益，有的甚至完全摒弃了维护公共利益的最高诉求，或者是以自己的方式和途径去谋求公共利益的商业价值转化，而传统媒介也不甘心落后，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竞争激烈、混乱无序的公共领域或生态环境。原本传统主流媒介独享新闻产业利益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新闻生产所应有的真实、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也无从谈起，而挑动起来的喧闹嘈杂、尖锐矛盾、偏激观点却在媒介上大行其道，完全背离了媒介维护公共利益的真正诉求。全球性的媒介融合运动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不可预知的信息运动”，而不可预知“信息的即时性传播极易制造社会危机”，同时，也导致“全世界的城市突然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喧嚣，全球和地区也出现了不适时的社会混乱”，“世界正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冷静对待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大媒介与小媒介、媒介内与媒介外等各方的利益诉求，营造良性竞争的生态环境，建构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政府、学界、业界等方面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四、融合媒体时期公共利益的理想与诉求融合媒体结合了不同媒介形式的传统优势，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可以像纸媒一样传递文字信息，且更加迅速、更为便捷；它可以像广播一样传递声音，且更加自主、更多选择；它可以像电视一样传递画面，且双向传播兼带互动。融合媒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沟通交流的平台，它可以吸引更大范围的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互动。融合媒体具有如此优势，该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为公众服务，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去实现融合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理想与诉求。1.建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是在社会生活中公民可以对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自由结社、自由发表意见，并形成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一个领域。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延伸，那么我们今天的新媒体、融合媒体也都应该属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需要一个具有物质实体的空间，也不需要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面面相对，口口相传地交流。公共领域更多的是一个公共利益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所有的参与者是平等的，所有的信息传递是畅通无阻的。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的观点认为：“当今社会，政治权利的强行干预、媒介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浸透使公共领域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守传媒的社会公器角色，守护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是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传媒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信息交流与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全民了解自我、他人和社会真相的交流工具。”那么在融合媒体时代下，新媒体的技术能否建构起一个相对理想的公共领域，在这个空间中更少干预、更多平等、更怏交流，甚至更多积累，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2.消弭社会矛盾建构公共领域为信息提供一个自由平等无障碍、无干扰的沟通平台是融合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一个层次，另一层次则是如何应用这个平台。笔者认为媒介作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的中间观点，而非将焦点放在极端对立的矛盾双方，将自己也投身于冲突之中。在融合媒体格局没有建立的背景下，很多原本信息交流的空间与平台，转变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战场、观点对立双方相互攻击谩骂的格斗场，不少处心积虑的媒体甚至蓄意营造出冲突，将受众割裂成为不同价值观主体，将空间演变成各种形式的批斗会。公共利益俨然成为赚取人气、吸引眼球、获得票子的幌子。在此，引用展江教授的观点：“传媒应该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信息平台和公众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但同时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因此，融合媒介需要对自己所辖公共领域中的信息担负起责任，需要对公共领域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定。3.达成最高智慧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什么？在公民意识尚未崛起、公共新闻尚未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决策仅仅来源于社会精英，政治家、专家、学者等展开讨论最终形成方案，于是普通民众只能木然接受安排。而大众媒介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将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告知公众，在监督决策的同时，向与之利益息息相关的民众寻求解决之道。公共领域的信息平台不是一味地抱怨，不是满腹的牢骚，更不是毫无道理的指责和谩骂，而是为解决问题更大范围的个体参与交流协商，进而形成符合公共利益的最高智慧。这是融合媒体公共领域的最大价值，也是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

判断题 倾听的障碍：客观因素：1.说话速度与思维速度不匹配2.倾听中的干扰3.年龄4.话语本身主观因素：1.选择性倾向2.缺乏兴趣3.倾听者的观念、态度、偏见、情绪观察在新闻采访中的作用：1.通过观察，可以获得第一手材料，确保新闻的准确性。2.通过观察，可以加深对新闻事实的理解，增强新闻的深刻性。3.通过观察，抓住反映新闻事实本质的细节，增强新闻的可读性。

判断题 融合新闻生产挑战传统新闻教育埃里克•牛顿（Newton）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进行新闻教育改革主要是为了培养符合国家新闻传播事业需要的优秀专业人才，也是为了清除现有新闻教育体系的弊端，让学生理解新闻的本质，不断提高媒介融合时代新闻生产的技能。德国通讯和新媒体协会（BITK-OM）最近发布报告，全球在IT上的支出增长了5.1个百分点，达到了3.5万亿美元，其中印度（增长13.9%）、巴西（9.6%）和中国（8.9%）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在全球信息技术（IT）支出的比重，中国以9.5%的份额超过日本（8.3%），成为全球第二大IT市场，但仍然大幅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国（26.8%）。这意味着在IT产业的强力推动下，不仅媒体融合的势头将不可阻挡，而且一种全新的信息交流和分享方式也在兴起，传统的新闻传播、文化娱乐的方式将变得面目全非，新式的知识传播和新闻教育也将脱颖而出。数字化的技术使得传统新闻生产之间的壁垒在逐渐消失，不同新闻产业间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迅速变迁的传播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现有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一、集约融合式新闻生产与单一化人才培养融合媒体新闻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新闻生产方式从传统的单一路径向髙度集约化的融合生产过渡。报纸、网络、电视等不同媒体平台之间人、财、物、信息资源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协同生产使得采编人员、客户、设备和新闻资源实现集约化使用，实现媒介产品的广度深度开发和多次转化增值，达到生产集约化、经营一体化、经济规模化”。融合新闻生产者不再是按照单一路径和模式完成新闻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他们消息灵通，知识丰富，素质全面，是技术上的多面手、思维上的整合者。就目前而言，我国新闻学教育基本延续了传统的学科门类、教育体系和媒介类型，专业设置基本按照媒体平台类型来划分。1997年新闻传播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根据教育部专业目录的规定，其本科阶段的专业基本上是按照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进行设定的。在此基础上很多学校又细分出了播音主持专业、编导策划专业、摄影摄像专业，并且有越来越细化的趋势.如网络新闻方向、财经新闻方向、体育新闻方向、国际新闻方向等。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新闻学教育的培养思路不仅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体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甚至是针对不同的媒体工作领域培养不同的人才，明显倾向于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模式.其结果是不管哪个专业、哪个方向的学生，当他们面对融合新闻生产的工作特点和具体需求时，都有点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显得无所适从。诚然，19世纪末，新闻学进入大学课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满足印刷媒体对专业性人才的迫切需求。以普利策为代表的一批新闻教育倡导者，更是将新闻教育定位为一种职业教育。因此，新闻学教育自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就是说，新闻学教育要针对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具体需要制定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其教学内容要同媒介生产和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具体任务（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摄像、主持、编导等）紧密联系。但是，一流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反对过度应用性，反对将大学教育蜕变为职业教育，更为重视学科规律的探索和学术理论的建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也要能上升到理论。教学型高校则十分讲究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和实战性，主张把学术理论和教学规律具体化、对象化、方法化和可操作化，有的甚至要求教师既有媒体工作经历和职称，又有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能力和水平，即要求是所谓的“双师型”教师。在具体的新闻传播学科教育中，针对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渗透到学科教育的方方面面，各个专业都期望尽可能地贴近媒体实践设置课程.按照各媒体领域所需的技术和能力来强化对学生知识的传播和能力的培养。譬如，为了满足印刷媒体对于采、写、编、评的客观需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几乎都是各大新闻院系的核心课程；广告学专业则开设广告学概论、广告创意策划、广告文案写作、广告经营管理等核心课程；为了满足媒体主持人的需要，则开设类似播音发声学、录音艺术、影视表演、灯光设计等课程。这些专业课程的设置很好地满足了学生从学校学习到媒体岗位的职业需要，但这种专业化的教育同时也将学生框定在了一个狭小的专业技术领域之内。学者感叹：新闻传播教育“越来越技术化的专业课已经占到总学分的37.57%,甚至还有继续加大比重的倾向，使我们迷失于专业技术化而不能自拔”®。事实上，融合新闻生产所需要的恰恰是知识与技能的多样化、综合化，以及一种跨媒体的思维模式，能够跳出原本的媒介领域看到信息的多种可塑性和可能性。因此，融合新闻教育改革不应仅仅是技术上、能力上的丰富和强化，而更应是思维上、精神上的拓展与延伸。二、开放共享式新闻生产与独立化人才培养融合新闻生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新闻生产的过程当中所有信息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新闻生产者不仅可以向媒体资源库中不断地上传和添加新的信息资源，而且可以不断地下载和调用其中的各种资源。这种高度开放、高速交换的海量信息空间，为不同媒体平台的记者与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编辑与编辑之间建立了一套数字化、大流量的信息沟通与共享的传播体系，编辑部可以直接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策划、采集、编辑、报道、反馈的各个流程中。新闻记者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独立战斗的个体，而是整个新闻生产链条中的一个活跃分子，在整个新闻生产的流程中个人主观因素在逐渐减少和稀释，高端决策、集体智慧、金点子等复杂因素随时随地介人其中。因此，在融合新闻生产语境下，媒介对新闻生产者的沟通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在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同样也强调记者的沟通能力，认为“沟通能力是新闻从业人员必不可少的素质，因为新闻业原本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都需要很好的表达、沟通与倾听能力，才能达到采访的目的，才能完成自己的资源积累”。因此，新闻传播各专业的课程设计中，传播学、社会学、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演讲与口才等课程都会涉及人际沟通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在新闻采访的教学过程中，更是强调采访沟通的原则，教记者应该如何与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打交道，介绍各种沟通方式和技巧。目前新闻采访教学往往强调新闻记者如何与采访对象之间建立彼此信任的沟通与交流，如何让被动的采访对象打开“话匣子”，说出“心里话”。这样的沟通交流训练往往强调记者的自主性，新闻记者在新闻采访过程中是完全独立的，采访的过程是一对一的，记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报道思路进行提问，采访笔记也是根据自己的认识选取重点，新闻报道的撰写更是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个人生产创造。因此，传统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很少有团队协作式的新闻生产训练，尤其是在以报刊印刷媒体为培养目标的教育体系中，基本就不涉及团队化新闻生产的内容。而融合新闻生产恰恰就是一种团队化的新闻生产，虽然在表面上全能记者担负了所有媒体平台新闻信息的采集职能，其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但事实上，各个不同媒体平台对于新闻信息的采集有着各种不同的目标与标准，对于新闻素材的处理都有一个庞大的后期团队，真正成功的优秀的融合媒体并不是将全能记者的采访写作内容原原本本地直接发布出来，而是让编辑和技术人员都成为新闻信息的加工者和生产者。新闻产品不再是个人创造的作品，而是集体共同完成的产品。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这一流水线上的所有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工权、参与权和发言权。什么可以做图片新闻，什么可以做网站专题，什么可以做深度报道、做访谈、做辩论，这些讨论会贯串始终，集体智慧在打造出更加精益求精的新闻产品的同时，也使得新闻记者不再是单线程的新闻生产者，新闻信息在从采集、加工、分流到各个媒体平台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多复杂的交流环节。新闻记者可能成为新闻信息的推荐者，向不同的媒体平台介绍和推荐新闻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新闻记者也可能成为新闻生产的主导者，直接指导新闻生产流程中的各环节如何对信息资源进行多形态加工处理，进行多形式的交流传播；新闻记者还可能是新闻生产中智慧和资源的贡献者，他们向编辑、技术人员提供自己掌握的材料，提供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再是独立的生产个体，因而他们需要团队意识，需要更多的团队训练，以便能够更好地融人新闻生产的团队工作中去，更好地在集体中体现自己应有的价值。三、全民参与式新闻生产与专业化人才培养这是一个全民新闻生产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互联网与新媒体的诞生使得信息大范围传播的门槛变低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者.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媒体一样的公共话语权。这使得传统媒体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新媒体中的舆论领袖、独立撰稿人、评论家、公众人物等，都可以发挥大众媒介的作用，他们传递信息、发表观点、分享体会，甚至一呼百应直接左右舆论的走向。这使得传统媒体中新闻生产者面临严峻的挑战.没有真正的好新闻，没有独创的新观点，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声音将被淹没在网络世界的众声喧哗之中。因此，新闻生产者的专业性需求并没有因为全媒体、多技术而下降，恰恰相反，记者的专业新闻素养在全民参与的新闻生产中变得尤为重要，进而成为新闻媒体融合化发展之下的核心竞争力。密苏里大学的孙志刚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大范围地普及之前，美国报业对招聘新的记者和编辑是这样要求的：40%的新闻素养，60%的非新闻素质。而有了互联网和新媒体以后，这个比例倒过来了。现在，美国报业对新的记者编辑要求60%的新闻素质，40%的非新闻素质。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可以当记者，人人可以做编辑，反而要强调新闻的一些基本性的东西。”新闻的基本素养是新闻从业者专业性的一方面，但这一点并不足以让新闻从业者应对复杂社会中的多方面问题。正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教授所言：“学生课堂所学的知识与做记者所接触的广博的社会现象是没有可比性的。”®因此，国内新闻传播学教育中一再强调，新闻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人才，而不是某个现实领域中的专家，在新闻报道中应该尽可能避免记者自己对问题发表意见和观点。多引用专家学者对于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态度，既是为了客观、平衡，也是记者自身能力不及所致。但是，当网络新媒体给予各个领域专家学者以更多的表达空间和渠道的时候，那些缺乏见地和没有深度的新闻报道就成为“浅薄”的代名词。受众自发地向那些资深而又敢言的网络专家们聚拢.他们成为传统新闻生产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媒介融合和大数据的世界里，媒介最需要的是新闻记者的专业特性创造力、直觉和专业主义精神，因为只有这些特性才是优质新闻不断产生的源泉。因此，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教育应该不仅仅是新闻的专业素养教育，也应该向其他专业领域拓展和延伸，双专业甚至多专业的记者人才是融合新闻生产所迫切需要的。经济记者有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背景，法律记者深谙法律系统的运作，国际新闻记者不仅掌握语言工具而且有跨文化的研究背景。这样的专业记者在融合新闻生产中既是新闻的采集者、生产者、评论者，甚至还是舆论的引导者。

判断题 什么是“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1）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是指新闻传播事业史上一种独特的新闻传播体制，最典型的代表是德国和日本。“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概括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和并存的社会结构。具体到这两个国家中，就是以往的封建因素和近代的资本因素在这两个国家近代历史中长期并存与对立的现象。（2）日本和德国的一元社会结构，特别是一元君主立宪政体，对两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根本性质、基本职能的确立及发展的未来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并使得两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体系也深深地打上了“二元”结构及“二元”因素的特征烙印，从而成长为不同于正统欧美诸国的另一种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类型，即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3）日本和德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二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介乎封建集权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之间的半集权、半市场自由化的新闻传播体制，其中，集权的因素以政治系统的形式占据着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它的特殊的质、特殊的点就在于这种体制所包含的“二元”结构、因素及其一系列的历史化外显。（4）“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展现为一种矛盾的割裂，政治集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对应，即新闻传媒的政治上“一个声音”和经营上的自由放任，而这种割裂又被强制性地包容在一个奇怪的体制内。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新闻传播媒介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保持社会稳定秩序的前提下去赚钱赢利、搞“黄色新闻”、确定新闻本位和先进的企业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界“越轨犯规”，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有益的贡献”。（5）从资本的元素来看，它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传播界强烈要求也实行西力一的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理论，以实现新闻传播媒介的独立地位和经营需求。这种要求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在“新闻自由”的追求和传播媒介营利观的确定，传播媒介不愿意作为国家的一种工具，而强烈要求它独立于国家政权系统之外，作为一种社会的中介和舆论监督机构，强烈要求传播界有充分的自由来制造和销售新闻商品，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自身赢利目标的实现。（6）从封建元素来看，它的存在也来自于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存在。天皇权威、封建等级、藩阀财团、官僚元老、武士阶层、军部势力等，这一系列社会封建集权因素反映到新闻传播事业领域之中，必然构成了一种残缺但却又有力的集权主义强控机制。资本的生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是统治集团所强烈需要的，而市场经济随之派生的资本的自由、资本的社会本位却是统治者所极力压抑、打击、控制的。这就是日本和德国近代统治者始终抓住超经济的国家统治权力和专政工具不放，对社会体制内新闻传播事业的自由主义倾向实施严酷打击、限制矫正政策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两个国家产生“二元”化传播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7）处于“二元”因素夹缝中的日本、德国近代传播事业最终形成了一种既有较为隐蔽的集权主义原则和控制方式，又能容纳资本主义市场元素某些内容的独特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这就是一种残缺的、隐蔽的、但又强大的封建集权主义和虚假的、歪曲的、片面的自由主义的奇特组合——“二元”化结构、“二元”化元素并存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

判断题 报纸、广播、电视的概念：报纸：以刊登新闻为主的定期连续向大众发行的印刷品。广播：以无限电波(或导线)传递声音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工具。电视：以无限电波(或导线)传递声音和图象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