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选择最佳角度是表现新闻主题的好办法。

判断题 “受众是上帝”作为当今中国传媒的口号合适吗？为什么？“受众是上帝”的观点应该辩证地看待。（1）必须承认，受众对于中国传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0年，美国的营销专家劳特鹏提出营销的4C理论，即需求（consumerwantsandneed）、成本（cost）、方便（conve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通过4C理论可以看到，企业整个营销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企业的经营方向和营销策略，当然也决定广告的内容和形式。以消费者为核心的营销理论就是整合营销。整合营销主张依据消费者的实际情况确立统一的传播目标，并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作用，以达到整体传播效果。无疑，受众是传媒的服务对象，传媒必须赢得受众的青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的认可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媒的兴衰。传媒刊播的内容，只有得到受众的喜爱和欢迎，才能赢得较多的订户和获得生存与发展，也才能较充分地发挥其宣传效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媒的许多努力，都须顾及受众的需求，都须站在受众乐于接受的角度来思考、筹划、运作。过去那种不管受众接受不接受、喜爱不喜爱，搞硬梆梆的强行灌输的做法，已远远难以适应争夺受众的新形势了。（2）但是，一味的追求“受众是上帝”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近年来，“顾客是上帝”之类的提法颇为盛行。或许是受此影响，有的传媒也提出了“受众是上帝”的口号。为了迎合受众，有的传媒主张少讲指导性，多讲趣味性，甚至把“可读性”、“趣味性”作为择稿的首选标准，淡化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打各类“擦边球”，越是猎奇揽艳的怪事儿，越是涉及隐情隐私的“秘闻趣事”，就越是“炒”得火爆。至于稿件的真实虚伪、政治倾向、思想意义，却不太顾及。其结果，使不少“三无一有”（即无是非观念、无思想意义、无健康情趣、有负面影响）的文稿得以出笼。“上帝”者，主宰和左右一切也。而实际上，受众既是传媒的服务对象，又是传媒的宣传引导对象。倘把受众当作“上帝”，受众就成了左右和摆布传媒的主宰，传媒就得一切都迁就和迎合受众。这显然与传媒所肩负的特殊使命以及必须坚持的党性原则相悖。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肩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大使命。“政治家办报”乃新闻宣传的一条重要规律。邓小平同志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这是新闻宣传一条不可动摇的党性原则。传媒贯彻这一原则，就要注重所发文稿的思想性亦即政治倾向。因此，传媒在顾及受众的需求时，决不可一味“软化”、“生活化”，而最终产生负面影响。其实，有的传媒以低俗的东西来迎合受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受众的低估和亵渎，广大受众是不会买账的。只有在坚持新闻宣传党性原则的基础上，把思想性和可读性融合起来，以各具特色而又健康向上的内容来争取受众，才是光明的正道。

判断题 固定画面在拍摄时，通过摄像机的寻像器所看到的画面范围和视域面积是始终如一的。

判断题 光的强度：指光线的相对强弱情况。它随着光源的输出及到光源的距离变化而变化。

判断题 网络直播的经济形态与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网络直播从2014年开始井喷式发展。今天，当直播经过了众多互联网企业竞相进入，网民纷纷体验，各种失范传播，产业增速放缓等一系列现象之后，必须思考直播作为一个产业如何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以秀场直播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分析网络直播的经济形态，进而对这一产业的未来发展做出策略性引导。一、网络直播的经济基础——注意力经济网络直播把媒介的空间性拉到了最大，时间性压倒了最小。世界已被完全可视化，但又稍纵即逝，大量信息被沙漠化，直播空间成为一个可以随时上演剧目、传输作品，但并无上座率保障的剧院。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素人主播而言，粉丝零起点，他们为了博得眼球创造出所谓的排他性产品而竭尽全力。眼球经济成为被网络直播平台最广泛意识和应用的经济手段。关于传媒经济的本质有多种说法，但吸引受众面对媒体，进而获得持续关注，无疑是媒体存在的根本意义和经营的绝对基础，直播自媒体必然也如此。传统的媒介经营法则认为，收视率是二次售卖的保障，与价格成正比关系，收视率越高广告越多，价格越高，媒体利润就越大。这一媒介经营的最基本法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直播，并且还会产生价值溢出。因为“连接红利”导致在直播平台上每增加一名用户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会远远高于传统媒体。“连接红利”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指企业不直接销售产品赚钱，而是把产品当成一个聚合顾客的入口，在与消费者进行价值互动的过程中为消费者创造持续性价值，从而获得收益。当用户从N变为N+1，不止增加了两只眼睛，更增加了N个互动线路，就可能数倍提升“连接红利”。但是，网络直播重要的获益方式“在线打赏”突破了二次售卖的媒介经营模式，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同步完成，用户可以在节目播出过程中任意额度、任意次数地支付。围观人数与打赏人数并不绝对成正比，打赏人数与打赏总金额也不绝对成正比，即“围观率”与“销售率”和“销售额”不形成绝对关联性。因此，网络直播在解决围观率的同时，必须对用户进行深度开发，最大化挖掘其消费潜能。博取眼球是过程性重要目标，但并不是全部目标。即吸引是手段和基础，深度获益是过程和目标。二、网络直播的经济框架——体验经济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时代，人们更需要情绪上、心理上、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产品功能已不再是消费者的需求，情感需求成为主导。在媒介如此便捷的时代，人们打开直播视频，尤其是进入素人直播间，首要目的必然不是为了获得消息。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视频供给和推送，网络直播是一种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的伴随性活动，也是一种人人可以参与描绘的图景。直播过程中，主播通过有声语言、副语言、空间语言等方式实现人际传播和影音产品制造，用户通过弹幕、语音连麦和礼物等方式表情达意和参与生产，所有主体均具有自主传播与支付的权利，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其发言和打赏没有时间、格式、意义等等的限制，没有身份规约和权利分配，群体性传播主体共同构建了极具真实性社会临场感的超空间同步调面对面交互场景。主播与用户在其中共同扮演了多个主体角色，发挥了多个角色功能。产品的无形性和消费者直接参与是体验经济的重要特征。如果互动活动顺利，直播主体们的眼、耳、脑、手就共同完成了“劳作实践”，并在共同描绘的场景中获得情感体验、消费体验、服务体验等多种体验感受，话语权力的均等性和群体传播的碰撞性，使网络直播的体验性远远超越了电视和新媒体视频节目，主播实现了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取的明星价值和经济回报，以及同时而来的自豪感、荣耀感、喜悦感……；用户获得触及世界的新奇感、逃避现实生活的快乐感、定制服务的成就感……；所有人都会有同在时刻的陪伴感。直播平台成为一个你、我、他共同构筑的不受地理、气候、环境等现实因素干扰的线上体验社区，共享价值取代传统视频媒体的独有价值，所有人都是托夫勒所指的非物质化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体验制造者”。在直播体验社区中没有理性的经济制度和产品价格，但有互动、有体验，有冲动、有任性，有温暖、有感动，有各种崩溃式表演和非理性打赏，个体行为并不完全基于交易成本的理性考量。主播人际资本投入下营造的体验感与用户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投入形成无法标准化衡量的等价交换。用户必须进入直播间才能参与体验，只有获得积极的体验，才沉浸其中，才贡献智力、体力和情感，才支付货币，这是网络直播的基本经济框架。三、网络直播的经济核心——关系经济网络直播是一种人力密集型产业，呈送的是一种有温度的人性化产品。但在这种群体性产品生产流程中，完全不能确定成品样态和产品收益，因为每个生产者都是根据正在流动的场景传播符号和体验打赏。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性、悬念性、戏剧性和冲突性特征都寄居于网络直播中，而展现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者的相互关注度和情感共享度。正是在这种具有群体创意性和游戏性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开始形成趣缘社群，即聚集在一起拥有共同兴趣、志趣的社会单位，社群成员在体验社区中趣缘相投地协作生产，渐进式滋生“情感”，于是从物理性的联通关系变为情感性的内在关系。提供体验服务本身就是建立相互关系的有效途径。关系带来的是情感联系和信任，直接影响直播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反之，关系又会促进互动，促进体验氛围。网络直播中主体间交互的外在表现是符号展示与意义交流，内在反应则是“关系”的构建和由此而及的“人际资源”的聚合。因为社交本身就是人际关系的游戏化和现实的功利性活动的补充。主播是直播网络的源点、初创者和组织者，网络直播结构上开放性的特点和主播视觉中心性的特点，使主播可以持续地维持处于信息传播和中转中心的位置，这是主播的角色自然定位,也是用户对他们的角色期待。每一个直播频道的人数越多，互动点就越多，互动范围就越大，网的活跃度就可能越高，主播的潜在资源也就越多。研究证明行动者越处于关系网络的中心位置，影响力就越大，权力也就越大。社会资源是个体或组织在社会中生存与行动的基础。直播间中的人际资源作为一种可持续利用性资源，在用户忠诚度、投资量、持续性等方面产生效用，而且以“粉丝榜”“贡献榜”“特殊身份符号”等形式被公开展示。“关系”和“品牌”一样是一种内涵化高价值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动能依托，具有非消耗性特征，其构建需要长期投入，能够循环性推动经济效益的递增。直播平台中，没有送出礼物的用户是间接消费者，他们送出的是“注意力”和“人气”，是平台价值的推力者，主播能否上首页被重点推送，与其人气有直接关系。送出礼物的用户是具有“间接效益”和“直接利润”双重贡献价值的消费者。所有用户都是时间投资者，都是价值用户，都具有关系维系的价值，也都是待开发的客户。直播平台没有消费时间、额度和频次的严格规约，所有人都是理论上下一刻的直接消费者。因此，“关系”这种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内含化资源成为每一位主播的社会资本和经济动力，于是最大化吸引受众，进而把受众变为用户，把用户变为忠实粉丝，建立心理联系和情感联系，把弱连接变为强连接，争取资源规模化和效益长期化，应该成为网络直播媒介经营的基本方向。用户需要在关系持续中享受到服务利益、社交利益、心理利益、特殊利益（如产品定制）等多种利益。在关系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双方是否能保持最大收益是关系走向和程度的关键，共享目标和利益也是关系营销理论的核心。四、网络直播的产业发展路径网络直播必须在深入理解与有效利用注意力经济、体验经济、关系经济这三大经济形态的基础上，寻找长期性、多元化发展路径。第一，产品专业化、创意化。指直播内容走专业化之路，寻求创意突破，打造差异产品，以吸引受众，提升体验，加强关系。频道专业化定位和内容专业化供给早已是电视媒体人的共识。这一理念的基础是消费者群体碎片化、需求专业化。从市场营销的角度讲，产品应该有清晰的定位和消费人群。网络直播行业基本处于主播随意化、内容粗放化、形式单一化的产业初级阶段，大部分直播频道没有长期的发展思路和个性化产品。主播自身的特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等自有化特质可以成为节目的基本定位和内容走向，后台数据分析为创作依据和指引。网络直播创意还可以充分发挥媒介产品融合创新的优势。以媒介间独有资源和共性诉求为基础，将直播产业中各种资源如主播影响力、平台价值、用户资源等与其他媒介相关资源创造性整合，实现产品的创新性生产与传播。创意化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仅约等于差异化、独有化，还与体验紧密相连。安德斯·索伦森、乔恩·萨德伯、特林·比尔、马克·洛伦岑等多位教授都在其论著中表达了“体验”与“创意”的必然有机联系。群体传播中体验氛围的难以复制性反之又使体验本身成为一种创意。这些因素共同创造出熊彼特租金。第二，资源延伸、产业外延。指直播平台资源流向更广阔的领域，连接更多产业，构建直播+战略。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是因为互联网连接能力而带来的经济结构性改变，网络直播则可以对这种连接能力人性化、形象化表达和使用。产品专业化、创意化、差异化是争取用户集合资源的过程。打开这个资源平台，构筑一个开放性产业系统应该成为直播业延伸发展的基本思路。从行为动机的原理讲，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力的用途。实时性、交互性、视听觉性、体验性等特征，决定了网络直播适合与诸多需要有形展示或沟通的产业建立直播+合作。直播+是利用网络直播链条上的各种价值点与其它产业相关元素进行联合与重组，经过优化重组，创造新的产业资源和价值链的过程，追求相互融合、相互弥补、相互支撑。同时，主播的关系用户粘联入购物平台与购物平台的消费者合流为新的客户群，而所有购物平台的消费者成为主播新的潜在用户，实现了资源的相互间跨界转移，即资源的聚合和溢出效应。直播+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网络直播的资源延伸、产业延伸，延伸率与延伸度是直播业发展的重要标识。五、结语从口头传播到大众媒介传播，是从大众传播主体迈向专业传播主体；从大众媒介传播到自媒体传播，是专业传播向大众传播回归，是人类话语权利和媒介权利的重新分配。所有公民一时间拥有了即刻开办电视台的权利，并具有播出时间、地点、长度、形式的绝对控制权。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合法、合规、持续地经营好这家网上电视台。以人力资本为基础投入，以大空间群体性人际交互为主要形式，以信息和情感分享为基本内容，在获得人际资源的基础上，获得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益，这是网络直播的行为特征和经济规律。网络直播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特点决定了其不仅具有即刻产生经济收益的能力，还具有跨界合作与广泛连接的产业优势，直播间既是产品供给平台也是连接其他产业的端口，要实现这些，必须紧抓内容、体验、关系这三大核心点。

判断题 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在融合新闻生产领域，公共利益依然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新话题。一方面媒介融合正在急剧地改变着传统的新闻业，融合新闻生产正在改造着现有的新闻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新的传媒格局尚未完全建立，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守护上出现了传媒真空地带”。也就是说，融合新闻生产对公共利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融合新闻生产能否守护公共利益，该如何守护公共利益，都是值得深人探讨的话题。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勾连主要通过大众媒介对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的关注，也就是说，媒体将报道焦点集中在涉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关系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以及这些活动最终结果等问题中。例如，政府重大的政治经济决策，社会中关乎民生的重大变革，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等等。一、公共利益的界定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譬如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在现实社会中的物化形式称为公共利益，卢梭的观点则认为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公共利益成为可能。如果从卢梭“公”与“私”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公共利益就是区别于“个别利益”的“公众利益”。在公众的界定上，德国学者洛厚德(C.E.Leuthold)在19世纪末提出以地域基础作为界定公众的标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占大多数的人称为公众，他们的利益称为“公共利益”，而区域中少部分人的利益则被称为“个别利益”。德国学者纽曼(F-J.Neumann)又进一步提出了“不确定大多数人理论”，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多数人就是要超过半数。因此，对于公众的普遍认识也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和空间中的超过半数的大多数人。那么又该如何去界定利益呢？行政法学教授胡建淼的观点认为，“利益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与多面性的特点，首先，价值判断的对象存在多元性，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如文化、风俗、习惯与宗教等利益。其次，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多面性还表现在价值判断的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作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存在差异是客观的，因此，利益的内容必随着动态的国家社会情形而有所不同，呈现不确定性与多面性。再次，在做出价值判断时，离不开主体判断的主观性，离不开人们个人的好恶感觉，因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多面性更是自然”。既然如此，公众可以通过民主的多数来决定，而利益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个公众利益是什么似乎变得非常复杂，它既可以是绝大多数个体的收人增长，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中普罗大众对于高品质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可以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理想和诉求。二、新闻生产的公共属性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开启了公共新闻生产的先河，对于美国受众而言，政治选举就是他们所有公共事务的核心.因为选举不但决定了未来数年内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的走向.更关系到置身于这个国家中的每个个体的利益得失。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TAe率先联合当地电视台KAKE-TV对当地选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还对选民进行选举知识教育，鼓励选民积极参与投票，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果。在此之后类似公共新闻报道在美国形成了燎原之势，“在美国所有的1500家日报中，至少有322家，也就是五分之一以上在1994—2001年间，进行了类似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几乎所有报刊相信这对当地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实上媒体代表公共利益、报道公共新闻、为公众服务的理念由来已久。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媒体“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竭诚‘服务公众’；守护‘公共利益建构•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并逐一列举，早在1936年张季鸾执笔《大公报》时就强调“报业天职”是“拥护国民公共利益”。1922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声明中也有具体规范，如“收集和传播新闻与意见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大众利益，将情况通知他们，使他们能对当时的情况做出判断”。在1934年美国国会制定的《通讯法》中也强调要“符合公众利益、便利性和必要性”。可见大众媒介的公共属性是由来已久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而大众媒介的公共属性源于三个方面。1.媒介权力的公共性媒介占有的空间中经常伴随着彼此的竞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约束，他们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控制和设置议程，以及有着不同的开放和闭合程度.但整个社会中媒介就如同教育一样始终掌握着支配信息生产、传输、接收整个流程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并不应属于任何媒介企业、垄断资本或政治力量，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它的权力应该属于被赋予思想表达自由的受众。这一观点最早的理论来源是米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之后便是“观点的公开市场”理论，认为媒体应该是公众行使知情权和自由表达各自意见的公共平台。而媒介权力来源于“公众对其分散权力的让渡，从而形成一种4大众传播权这种大众传播权，源自公民知情权、表达权与公共事务监督权的一种让渡”。2.媒介产品的公共性大众媒介是面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的专业机构，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受众的需要则成为消费者是否愿意为之“买单”的决定性因素。受众的购买或选择媒体又决定了成为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数据，成为媒体的一种财富，广告商通过广告投放向媒体购买这些发行量与收视率，这是媒介大众产品的经营之道，这也使得大众媒体机构必然无法忽视大众的接受需求和观点。因为，一旦背离了大众的需求和期待，即意味着在这个竞争的媒介空间中丧失了生存所必需的财富。3.媒介资源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媒介的天然属性，一切媒介都具有公共性的基因。“媒介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源于其作为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的属性。”®虽然国内外媒介管理体制有所区别，但不论是印刷媒介的刊号.还是广播电视媒介的频道资源，都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分配。在政府的管理和分配中所考虑的不仅是媒体机构经营资质，也包括对这些公共资源的运用方式。因此，不论是私营媒体或是公营媒体，因为其掌握着公共资源的现实状况，其自身必然具有公共性，也理所当然要为公众利益服务。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具有了公共性，并且承担了为公共服务、为公共谋利的责任，表现出了浓厚的公共性色彩。三、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的实践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虽历经波折，但仍在演进、推广之中，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做历史阶段性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0年代早期开始，《威奇托鹰报》(TheWichitaEagk)的率先尝试使公共新闻主要集中在增强民众对于政治选举的关注程度上，并且提高了选民的参选率。第二个阶段在90年代中期，公共新闻开始深人到社区公共生活，公共安全以及社区教育中的公共事务。第三阶段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公共新闻报道的趋势则是通过新兴科技手段，与受众就更广泛的公共话题、公共政策展开互动，通过受众的主动参与加深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在这长达十多年的运动过程中，美国媒体不仅在新闻报道的侧重点上发生了转移，更是在自身角色上发生着转变，“媒体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同时，美国媒体新闻生产的风格也在进行调整，从传统报道中强烈的说教口吻，到温和引导受众的参与思考，从热心极端对立观点交锋，到关注中间意见平衡极端力量。可以说，公共新闻运动给美国现代新闻生产带来了重要的转变，进而被JimCarey称为“试图改革现代新闻学的第四次运动”。中国的大众媒体虽然没有经历过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但是在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和诉求方面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如果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媒体对于公众利益的实践进行划分的话，大致也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党性原则时期从1942年4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致读者》标志着我国新闻媒体坚持党性原则开始.党性原则不仅成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灵魂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其工作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体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可见，我国媒体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党性原则不但不与公众利益相违背，而且是我国新闻媒体行业实现和担负公众利益的有效保证。新时期的党性原则更要求我国新闻媒体要“要努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努力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使新闻报道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现状和趋势，善于运用现代传播技巧，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积极回应社会的舆论关切，使新闻传播人眼、人耳、人脑、人心，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公信力，使新闻工作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真正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可见，党性原则已经包含了新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注。其实在西方世界，甚至“无论在何处，主流出版机构的新闻记者也总是与当权政府的政治文化保持一致”。西方新闻学界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新闻记者们与政府的各种官僚机构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事实上，“对新闻记者来说，整个世界已经被官僚式地组织了”。“新闻机构以条线给记者分工，记者们所报道的绝大部分新闻都是从相应的各种官方政府机构那里得到的。”“以官僚机构的结构看待社会，正是记者能够发现各种事件的基础。”同官僚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好处在于官僚机构能“保障记者不断发现各种事件”，“得到可靠而稳定的新闻素材。”2.双重属性时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各个行业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我国媒体行业也开始踏上了市场化之路。李良荣认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成为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意味着，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人市场，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领导，但在管理上采取企业方法，新闻媒介是独立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这给我国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整个行业注人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时期，媒介间的竞争开始逐渐加剧，各个媒介企业对于细分市场的关注，对于媒介内容的精心设置，使得媒介对公众利益的报道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细枝末节当中。与此同时，新闻报道的方式与方法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变，变得更为丰富、更为生动、更为受众所喜闻乐见，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更加贴近受众的客观需要。3.三重属性时期所谓三重属性时期就是指当下，媒介产业已经成为公共产业、信息产业和营利产业的综合体。“作为公共产业的媒介除了要履行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等组织层面上的专业功能之外，还必须发挥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社会层面上的公共功能。”作为信息产业的媒体职能是，在信息化的社会形势下，担负起人类信息文化生产者的功能，其“产出物都是信息，投人物大部分也是信息，售出物更是信息”。在这一时期媒体行业作为经营产业，其事业性功能正在进一步弱化，记者成为媒体的雇员，新闻产品连同其他文稿及广告作为商品一同出售.媒体作为上市企业开始追求其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受众也转变成为媒体的财富进行买卖，媒体产品的买卖过程转变成为增益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媒介关注公共利益的过程变得充满了功利性，公众利益成为吸引受众、贏得市场、获取行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正如丹尼尔•贝尔和埃尔文•克里斯托尔在1965年为《公共利益》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的，“不存在‘公共利益’这样的东西；只有私利——个人的、团体的、阶级的私利——他们都试图获得最大范围的公共影响和公共权力.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待公共利益”。所谓自己的方式，就是利用公共利益来使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众多所谓“为了公共利益”的姿态之下，往往掩盖着谋取团体私利或者个别群体利益的目的。③对于上述批评，也有观点认为，媒介如果不受媒介企业的控制，不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通常它就会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进而会成为国家的传声筒，甚至会成为激进思想的温床。也有人认为，如果以一种过于僵化的观点来看待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以为同政府保持某种一致性就必然会伤及公共利益和新闻自由.那么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媒介产品和新闻现象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因为新闻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声张公共利益、开放多元声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毕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尊重媒介的三重属性，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应是媒介产业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思路。4.融合媒体时期在融合媒体时期，媒介行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已有格局正在逐渐瓦解，另一方面是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造成新的行业格局尚未形成。虽然“网络媒体和各种自媒体的发展壮大，不断拓展和重塑公共领域，成为守护公共利益最肥沃的土壤”，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规则约束和狼烟四起的竞争环境下，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为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顾一切地追逐自己的商业利益，有的甚至完全摒弃了维护公共利益的最高诉求，或者是以自己的方式和途径去谋求公共利益的商业价值转化，而传统媒介也不甘心落后，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竞争激烈、混乱无序的公共领域或生态环境。原本传统主流媒介独享新闻产业利益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新闻生产所应有的真实、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也无从谈起，而挑动起来的喧闹嘈杂、尖锐矛盾、偏激观点却在媒介上大行其道，完全背离了媒介维护公共利益的真正诉求。全球性的媒介融合运动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不可预知的信息运动”，而不可预知“信息的即时性传播极易制造社会危机”，同时，也导致“全世界的城市突然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喧嚣，全球和地区也出现了不适时的社会混乱”，“世界正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冷静对待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大媒介与小媒介、媒介内与媒介外等各方的利益诉求，营造良性竞争的生态环境，建构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政府、学界、业界等方面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四、融合媒体时期公共利益的理想与诉求融合媒体结合了不同媒介形式的传统优势，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可以像纸媒一样传递文字信息，且更加迅速、更为便捷；它可以像广播一样传递声音，且更加自主、更多选择；它可以像电视一样传递画面，且双向传播兼带互动。融合媒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沟通交流的平台，它可以吸引更大范围的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互动。融合媒体具有如此优势，该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为公众服务，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去实现融合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理想与诉求。1.建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是在社会生活中公民可以对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自由结社、自由发表意见，并形成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一个领域。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延伸，那么我们今天的新媒体、融合媒体也都应该属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需要一个具有物质实体的空间，也不需要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面面相对，口口相传地交流。公共领域更多的是一个公共利益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所有的参与者是平等的，所有的信息传递是畅通无阻的。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的观点认为：“当今社会，政治权利的强行干预、媒介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浸透使公共领域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守传媒的社会公器角色，守护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是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传媒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信息交流与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全民了解自我、他人和社会真相的交流工具。”那么在融合媒体时代下，新媒体的技术能否建构起一个相对理想的公共领域，在这个空间中更少干预、更多平等、更怏交流，甚至更多积累，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2.消弭社会矛盾建构公共领域为信息提供一个自由平等无障碍、无干扰的沟通平台是融合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一个层次，另一层次则是如何应用这个平台。笔者认为媒介作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的中间观点，而非将焦点放在极端对立的矛盾双方，将自己也投身于冲突之中。在融合媒体格局没有建立的背景下，很多原本信息交流的空间与平台，转变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战场、观点对立双方相互攻击谩骂的格斗场，不少处心积虑的媒体甚至蓄意营造出冲突，将受众割裂成为不同价值观主体，将空间演变成各种形式的批斗会。公共利益俨然成为赚取人气、吸引眼球、获得票子的幌子。在此，引用展江教授的观点：“传媒应该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信息平台和公众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但同时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因此，融合媒介需要对自己所辖公共领域中的信息担负起责任，需要对公共领域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定。3.达成最高智慧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什么？在公民意识尚未崛起、公共新闻尚未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决策仅仅来源于社会精英，政治家、专家、学者等展开讨论最终形成方案，于是普通民众只能木然接受安排。而大众媒介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将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告知公众，在监督决策的同时，向与之利益息息相关的民众寻求解决之道。公共领域的信息平台不是一味地抱怨，不是满腹的牢骚，更不是毫无道理的指责和谩骂，而是为解决问题更大范围的个体参与交流协商，进而形成符合公共利益的最高智慧。这是融合媒体公共领域的最大价值，也是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

判断题 互联网时代，新闻深度报道的前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普遍，深度报道不再是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等传统新闻媒介的专利，网络深度报道随着网络时代的强势到来也开始抢占深度报道的领地。媒体间的竞争，会直接推动深度报道的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日报、周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形式的深度报道将并存，虽然彼此会有消长，但哪一种形式都不会消亡。中国深度报道发展趋势：将呈现多元文本形态。（1）日益成熟的专业化操作网络时代，网上庞杂海量的信息，真假难辨，需要深度报道从业者求真的态度和勇气；面对利益的诱惑，需要媒体独立的品格。随着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深度报道从业者越来越多，深度报道的操作将更具专业化。（2）深度报道的传播速度将加快，旱动态性①从业者利用网络大大提高深度报道的采编效率、传播速度，在网络上发布新闻报道可以不受报纸发行时间和电视广播播出时段的限制，一旦报道采编完成，可及时刊登于网络媒介，并根据超链接，将深度报道置于前所未有的时空联系之中。②媒体竞争更加激烈，抢时效更加白热化，深度报道越来越难以独家。（3）表现手段更加灵活丰富网络媒介的多媒体手段使得深度报道表现方式多样化，文字、视频、音频、图片、动画都可以成为深度报道的表现手段，进行灵活的组合。在网络上，题材多样的文章以超链接文本形式构成一张详尽丰富的信息网，满足受众多样的需求。

判断题 采访从形式、性质上各有哪些具体方式?（1）仅形式上分，采访可以分为下列方式:①个别访问。这是记者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基本活动实施形式，在平时的采访中，记者主要是靠这一访问形式从新闻人物或知情人物那里获取新闻材料，通常又称为“一对一”的访问形式。②开座谈会，又称开调查会。记者可以就某个调查问题，邀集有关人员座谈。③现场观察，又称“用眼睛采访”。上述两种形式侧重用耳听，现场观察则强调记者必须深入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充分发挥视觉功能，对事物微观细察。④参加会议。一般而言，大凡会议都是集中总结、筹划一个阶段的噶情况，包括成效、经验、教训及间题等。与会者聚在一起讨论、建议，然后对下阶段的工作作出部署。⑤蹲点，即深入一个点，解剖麻雀，作深入扎实的采访。⑥查阅资料，一般资料包括受众来信、基层单位的工作情况简报以及各类剪贴、原始材料的文字记载等。⑦改写，即把某一新闻线索或一则现成的稿件，加以修改或补充而另成一则新鲜的新闻。⑧问卷，抽样调查的主要形式。即记者根据题材的需要，按照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原理，从全部研究对象中抽取一部分单位作为样本，然后以纵面的形式，拟定出若干个简洁明了的问题，在街头或挨家挨户发送到有关受众手中，外地的受众可将问卷邮寄其手中。⑨电话采访。因种种原因无法到现场的情况下，电话采访也未尝不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电话采访则可能是一种重要手段和有效的渠道。⑩网络采访。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工具，既是大众传播工具又是人际交流工具，既可以发布新闻，也可以用于采集新闻、查阅资料及收集新闻的背景材料等。（2）新闻采访从性质上分，具体为下述六种:①常驻采访，是指派驻外地或外国记者的日常采访活动。②突击采访，是指在事先无准备的情况下迅速对突发性事件所进行的采访活动。这种采访任务紧迫，事先无法从容准备，全靠记者的记经验积累和临场发挥。③交叉采访，是指在同一期限内对两个以上新闻事件交替进行的采觚活劢。④巡回采访，是指按照编辑部指示、沿着预定路线进行的采访活动。一般没有具体、明确的采访对象和报道题目。⑤隐性采访，是指不公开记者身份或不申明采访目的的特殊采访活动。⑥易地采访，是指记者到分工范围以外地区的采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