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新闻评论的政论性体现在强烈的政治性、论理思想性和论说的公众性。

判断题 通讯的情节是指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变化、高潮、结局的完整过程，带有一定的故事性，比较具体、生动感人，它主要是通过叙述和描写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的。有的通讯，具有贯串全篇的整体情节，它本身便成为通讯中总体故事展开的主线，并以此联缀数个相关的小故事或典型的细节，构成一篇既有具体的个性化的内容，又有统一整体画面的通讯。通讯典型情节的展开，具体方法如下：(1)从写作角度上说，通讯情节要写得具体完整。一个情节要有事情的发生、发展、变化、高潮和结局这几个部分，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完整的印象。有一些事实很有意义，很能说明问题，但构不成一个较完整的情节，就要用细节来弥补情节的不足。(2)通讯情节的展开要注意描写与叙述、具体与概括紧密结合，才能把情节写得深刻感人。生动的形象描写要借助综合叙述来贯穿，才不会写得支离破碎；综合的叙述要有具体的形象描写来补充，才不致枯燥无味。总的说，展开“情节”，把通讯写得绘声绘形、鲜明生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会展开“情节”，记事、写人、状物不注意描写与叙述相结合，是通讯缺乏个性色彩和感人力量的重要原因。情节展开的目的，不是只追求生动，主要的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及精神境界，为突出主题服务。

判断题 健康对记者工作有何意义?在新闻工作者的修养中，强健的体魄是十分重要的，是具有基础性质的。（1）新闻工作既是复杂的智力劳动，也常常是强度较高的体力劳动，加上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生活规律更是常常被打破，因此，新闻工作要得以顺利完成的物质基础和保证，就必须有良好的身体素质。（2）现代新闻事业的竞争愈演愈烈，对记者的自身素质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躺在病床上，再好癿的理想也难以实现，再出众的才华也难以施展。

判断题 从狭义上理解，可以将新媒体看作是继报纸、广播、电台和楼宇广告等传统媒体之后，随着媒体的发展与变化而生成的一种媒体形态。

判断题 通讯主题的提练要求做到正确、鲜明、集中、深刻。

判断题 通过两个折射面球心的直线，叫做主光轴，也称主轴。

判断题 人类在网络活动当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网络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到网络时代的产物，也是当前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集中体现。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