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新闻评论的深度要求,达到深度要求的途径? 

①横向共时性联系:一切事物总是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显示出其意义,新闻评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的着眼点就是解决现实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这种普遍意义正是通过横向关系共时性问题的普遍存在而显示的。

②纵向历时性联系:由众多因素的影响所导致。新闻评论要弄清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预测事件的走向以及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

③保持对象的明确性:首先,要明确认识新闻评论的对象是什么?其次,要在评论过程中始终紧紧扣住评论对象发言。再次,所探寻的意义必须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可能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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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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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简述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基本观点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简单而言,“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③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的”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而言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④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ed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