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思维方式与发现新闻线索也有关系?
新闻敏感是发现新闻线索的重要前提,培养训练新闻敏感,和思维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单一封闭的思维不可能适应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发性,也不可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去发现新闻。思维活动有多种类型,其中对记者发现新闻最有用的是:
(1)发散性思维
发散性思维是相对收敛性思维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多思路、多方面去思考问题是发散性思维的最根本的特色。发散性思维的开放性、创造性,是事物普遍联系在头脑中的反映。发散性思维是记者采写活动中运用得最广的一种思维,首先对记者发现新闻线索,进行新闻策划,很有帮助。
发散性思维具体表现形式有多向思维、侧向思维、反向思维几种。反向思维,又称逆向思维, 是从相反方向来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针对生活中的矛盾对立,只要留心观察,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许多有意义的、发人思考的题材,从矛盾的对立面作文章,从而收到相反又相成的效果。比如,当大多数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时候,1987 年五六月间《中国青年报》记者却深入到西部地区调查,写了《西部贫困探源》系列报道。逆向思维是一种辩证思维,也是一种求异思维。
(1) 比较思维(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报道要出新,很需要求异思维。超前思维,对机者发现新闻线索也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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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在字幕的设计中,历史剧与少儿动画的字幕字体都应该采用黑体红色字。()
判断题 什么是新闻要素,明确新闻要素对新闻工作有什么作用?第一、新闻要素是新闻构成的必须材料:who,what,when,where,why.第二、明确新闻五要素对新闻工作有两大作用:1)有助于记者采访时迅速弄清每一个新闻事实的要点,以保证新闻来源不失实。2)有助于记者迅速抓住新闻重点,尤其是在新闻导语写作中。
判断题 消息的特点:A.篇幅较短,内容简明扼要,文字干净利落;B.常有一段导语,开门见山,吸引读者;C.通常一事一报,讲究用事实说话;D.更注重时效,报道快速及时;E.基本表达方法是叙述
判断题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于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这一引起此后长期激烈争议的命题,矛头直指美国。在该书中,席勒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出口的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席勒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的传媒公司醉心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由于美国的传媒产品制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其他国家的人们很难抗拒它们。其带来的结果是,西方控制的国际大众传媒就会取代民族文化,这种形势就像是抢劫,就像是早期殖民者拼命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以使殖民国家发财致富一样。(2)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附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3)美国以维护国际间“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名支持其传媒公司在海外推销其产品。席勒于1973年、1976年、1979年、1981年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阐释“文化帝国主义”理论。2000年5月,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个美利坚帝国批判者的反思》出版,对这一理论做了最后阐释。席勒回溯了美国如何通过虚伪地声称维护国际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原则和大力资助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手段,来支持传媒公司在海外推销他们产品的历程。他指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资讯机器支撑美利坚帝国在海外进行冒险的途径与方式。
判断题 西方印刷术的发明直接推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判断题 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①报道对象的变化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一一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②报道理念的变化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