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公民新闻：“公民新闻”(CitizenJournalism)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公民（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或者把它称之为“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手新闻报道”。

判断题 我们做数据分析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排查问题。

判断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1991年1月19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于那些年份修订：1994年4月、1997年1月及2009年11月9日修订三次。

判断题 凡是议论和说理的文章就是新闻评论吗?为什么?不是所有的议论和说理性文章都是新闻评论，原因在于新闻评论的根本朓特征是论题具有强烈的新闻性、论理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论说具有广泛的公众性。（1）所依托事实的性质不同与一般的议论和说理性文章相比，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时效性越强越好，而且这个新闻必须是有价值的，是事关国计民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密切关注的，或者针对现实工作生活中的某一个热点问题、某一类思想倾向。（2）社会功能不同新闻评论通过对具有新闻价值和和普遍意义的事实或现象发表意见，摆事实，讲道理理，进而引导舆论，协调社会。相比之下，议论和说理文章一般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功能。（3）论理的高度不同议论重在发表意见，不一定拥有完整论据的支撑;说理文章要求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反复论证，不厌其详，不嫌其长，讲求理论的力度、厚度与深度;新闻评论虽然也讲求理论色彩，但主要技法是有的放矢、分析精当、说理明快、画龙点睛、恰到好处，强调触及当前的工作和思想实际，敢于触及时弊，开展思想交锋，做到善破善立。（4）面向的受众不同新闻评论不属于一般议论和说理文章，它从论题到论理，从语言到文风，都要面向最大多数公众，具有广泛的公众性、公益性。这就决定新闻评论所提出和解决的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又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的问题。另外，新闻评论的公众性还体现在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上也要符合广大民众的特点和需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判断题 第四媒体：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正式提出了“第四媒体”的概念。第四媒体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①从广义上讲，“第四媒体”泛指因特网（因特网是正在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因特网不仅具有传播信息的媒体功能，它还具有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等其他功能。②从狭义上讲，“第四媒体”是特指基于因特网这个传输平台来传播新闻和信息的网络。因此，第四媒体又被称为网络媒体，即通过因特网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新闻传播工具。第四媒体还被称为大众传播新媒体，这是相对目前已经存在的报刊、广播、电视三种传统大众传播媒体而言的。

判断题 报纸版面中运用字体字号的意义是体现不同的强势、体现不同的风格特点。900

判断题 当光圈不变，物距不变的情况下，镜头焦距越短，景深越大；焦距越长，景深越小。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