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闻机构使用统一样式的新闻记者证。

判断题 选择消息源时，只看重消息源的头衔、名气即可。（×）

判断题 新闻事业最基本的功能是报道新闻和（传播知识。）

判断题 “两报一刊”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是指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一刊”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文革中，“两报一刊”成为制造舆论的重要阵地。从1967年11月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就联名发表社论、文章，这些社论和文章往往经过毛泽东的亲自审定，毛泽东的一些最新指示也主要通过这些社论和重要的文章公之于世，这些社论不仅全国各地的报刊要全文转载，广播电台也要全文广播，塑造、影响了文革时代的文风。

判断题 人类自有传播活动起，尤其是自从商业性报纸诞生之后，事件始终是传播者猎获的目标。为了报道新闻事件，无数的记者曾经赴汤蹈火，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尽管当代有些新闻学者对媒体过分强调事件、强调“异常性”而忽视“非事件”性的事物提出了批评，轻视或无视事件，对于新闻传播活动来说是不可想象的。（1）事件本身具有明显的“变”——变动的特点，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受众接触新闻媒体，关心新闻信息，其本能的要求是了解生存环境的安危、了解世事的变化。事件性新闻报道的“事”，是环境变化的一部分，所以，它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事件越大，例如战争、地震、洪水等，读者面越广，关心的程度越高，媒体越应着力报道。可以说，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传达“变”的信息，读者主要关心的也是“变”。因此，新闻媒体不能不投入很大的力量报道事件性新闻。（2）事件本身程度不同地都具有典型性的特点。具有典型示范、典型示警的作用。（3）凡事件都有其原始的戏剧性，对读者都有吸引力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各类新闻媒体都不能不把“事件”作为自己的重要的报道内容。

判断题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网络主权。

判断题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有关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的传播理论。传播学家E·卡茨的《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特定需求的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受众面对大众传播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受众总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偏爱和需要的媒介内容和讯息，而且不同的受众还可以通过同一媒介讯息来满足不同的需要，达到不同的目的。因此，不是媒介在操纵人，而是人在使用媒介。而人使用媒介只是为了满足其需要而已。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开创了从受众角度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的先河。

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