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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非事件性新闻的特殊价值:非事件性新闻报道的是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或者某些可供参考的信息、方法。它们往往没有明确的行为主体,没有事件所具备的明晰的时空界限,缺少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非事件性新闻的日益增多在于其特殊的传播价值:(1)以消息体裁报道非事件性事物,可以进一步拓宽新闻的报道面。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对“大世界”更为关心,“信息欲”也更为强烈,单纯报道事件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媒体肩负提供更加丰富多彩信息的重任。非事件性消息报道内容的无限性拓展了新闻报道领域和范围,适应时代和读者的需要。(2)非事件性消息有助于发挥媒体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指记者不但要对事件进行分析,而且要改变只关注已知事件、被动采访的做法,促使记者主动去采写尚未构成事件的社会问题。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促使记者主动寻找报道题材,在更广阔的领域发现和提出问题,从而发挥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作用。(3)一些非事件性新闻具有“读物”的性质,有欣赏价值和“抚慰”作用。趣味性、情趣是“读物”的主要特色,一部分富有人情味、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非事件性新闻,可以给读者带来精神的愉悦。(4)非事件性消息可以为媒体采制独家新闻创造条件。由于独家新闻采访范围的限制,大量的非事件性报道,因其多是建立在尊重事实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策划上,便于智取,所以就成了媒体推陈出新,超越对手的有效武器。
判断题 正面的虚假失实新闻能起到宜扬.鼓舞的作用,有益无害。
判断题 新闻人物人物通讯里所说的“新闻人物”,不是从宣传角度树立起来的人物,而是指在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他们因“事”而“显著”,他们和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判断题 结合实例论述摄影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一、传播性二、可读性三、可感性四、社会性
判断题 高调也称明调,其画面基本影调以白和中灰为主调
判断题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寻找新闻角度的启迪意义:新闻角度是指记者发现事实、挖掘事实、表现事实的着眼点或入手处。中国古代著名诗人苏东坡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描写的是站在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庐山所呈现出的不同的旖旎风光。这对寻找新闻角度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个角度好比一个“窗口”从不同的“窗口”看去,所见的风景不一样。角度选准,入手就能抓住事物的特征,就容易表现其新闻价值。(2)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庐山,可以正面拍、侧面拍,也可以仰拍、俯拍,选择的角度不同,拍出的照片景物与意境也千姿百态、风光迥异。而事实就像庐山一样,是由丰富多彩的诸多侧面组成的,是一个“多面体”,每一面都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表象与特点。因此,对同一件新闻事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它。角度不同,新闻价值就可能不同,表达的思想意义也就不同。(3)新闻角度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记者从什么方向、在哪个立足点上、用什么视角,或者通过什么突破口去透视、寻找、挖掘、选择和表现新闻事实,以更充分、更鲜明地体现其新闻价值和思想性。因此,受苏东坡的这一诗句的启迪,新闻学借鉴摄影的概念,要求记者要学会站在不同的方位去看待客观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发去现新闻价值。(4)媒体生产出的新闻产品,最终要“卖”给受众,所以媒体在发布新闻时,应考虑受众的感受。事实有很多侧面,从不同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的收获,但读者需要的是最佳的角度。所以,在选择角度时,应充分考虑受众的需要。
判断题 通讯的特点:叙事的生动性、内容的完整性、表达的多样性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