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受众对于现实生活中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判断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论假说。它最早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1）“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基本内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以赋予各种社会议题以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注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大众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2）“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理论特点①“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大众传播活动在受众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与态度层面上的效果不同，一般而言，后者是指对“思考方式”的影响，即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的方式来加强或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前者是指对“思考对象”的影响，即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由于传播效果是一个循序发生和深化的过程，认知阶段的效果并不排除对态度和行动产生连动作用的可能性。②“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查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问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这里着眼的是传播媒介的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③“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换言之，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判断题 20世纪50年代初，罗瑟·瑞夫斯提出“独特的销售主张”简称USP理论。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判断题 校数字应注意哪些问题我国出版物上常见的数字，有下列三种：汉字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阿拉伯数字123456789O罗马数字IⅡⅢⅣVⅥⅦⅧⅪX……汉字数字还有大写的壹贰(式)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等，现在大都只在单据上使用。另外，还有两(二)、廿(二十)、卅(三十)等。阿拉伯数字由于书写方便、表达清楚，特别在数学上运算方便，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所采用。在我国的出版物上，也在逐渐取代汉字数字。《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中说：“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因此，我们在校对时，也要遵循这一规定。罗马数字一般只在少数地方使用，如在书中作为序码使用。校对数字首先应保证正确无误。其次，要注意数字的统一。常见最易混用的是年月日数字，前面写作“1925”，后面又写作“一九二五”；还有的是年份用了阿拉伯数字，而月日却用了汉字数码，如“1980年四月三日”等，此种情况应按规定一律统一为阿拉伯数码。汉字数字的表达应准确，如“二十五”不能误作“二五”、“三十四”不能误作“三四”。因为邻近的两个汉字数码并列连用，表示概数(连用的两个数字间不应用顿号隔开)，如“三四个”“十三四吨”“四十五六岁”“十之八九”等。汉字数字的大写或小写，用法也要一致，不要一忽儿写“一二三四”，一忽儿写“壹式叁肆”。而当用大、小写来表示文章内容的不同层次时，则要注意不要用错了地方。一般应该用大写数字来表示大的范围，而用小写数字来表示小的细节。应用阿拉伯数字时，要注意数字的分节和排式。分节指的是国际上通行的三位分节法，即如果是个五位数字，在三位和四位之间断开。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断开处，应空半个阿拉伯数字字身宽度作为分节的表示，而不得用加“，”(分位撇)的方式来分节。这种分节，也应全书统一，不能一会儿分，一会儿又不分。表示年份的数字，即使是四位数，按惯例也是不分节的。当多个数字排成表格形式时，数字的个位或小数点要上下对齐。这样，不仅是为了形式美观，也便于阅读、比较、运算，可以有效地发现和防止某些错误。在文字间夹排阿拉伯数字时，两者间宜稍加空，以示醒目(一般空半个数字位置)。一个数字宜排在同一行内，数位不多的数字(如十万以下)，尽可能不要分成两行排，可在文字上增删调剂位置。数位很多的数字，不得不分成两行或几行排时(如圆周率)，要在分节处断开转行。作为专门名词的数字(如农药1605)不得分两行排；算式、公式中的数字，不能分作两行排，只能在符号处转行。在目录页上作为序码或页码的数字，前者不要单独排在行末，后者不要单独排在行首，至少要带上一个(标题)字。一本书内，各级序码数字的字体、字号，也要注意前后统一。成语和已定型的词语中的汉字数字，不得改用阿拉伯数字，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二万五千里长征”“五卅惨案”“伊丽莎白二世”“四库全书”、“第三世界”“五四运动”等。

判断题 通讯员怎么样获取新闻？去哪里找新闻？1、从工作会议中找2、从文件（计划、总结等）中找新闻3、从领导活动、讲话中找新闻（准确、凝练、新颖）4、从媒体上（部门内外）找新闻

判断题 同题消息和通讯的比较从内容上看，消息简略单纯，通讯详细丰富；从形式上看消息程式性强，通讯创造性强；从写作技巧上看消息手法简单，通讯手法多样；从风格上看消息朴实无华，通讯富有文采；从时效上看消息迅速及时，通讯不追求时效。

判断题 开元杂报:见于唐代人孙樵(桥,二声)《经纬集》卷三《读开元杂报》一文,“开元杂报”是孙樵为行文方便而随意加的称呼现已无存。1内容:“开元杂报”记述的是唐开元十二年到二十三(724——735)的事,主要为皇帝与大臣的一些活动。2特点: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不是印刷品。3意义:“开元杂报”的存在,说明中国开始有报纸的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为我国唐代进奏院状提供了重要旁证。

判断题 简述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1）德弗勒互动模式的基本内容德福勒模式是在香农—韦弗的数学模式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一种传播过程模式，它克服了前者单向直线的缺点，明确补充了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使传播过程更符合人类传播的互动特点。同时，这个模式还扩展了噪音的概念，认为噪音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都会发生影响。德福勒模式适用范围较广，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传播过程，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2）德弗勒互动模式的不足该模式没有超越从过程本身来说明传播过程的范畴。事物的运动过程不仅仅取决于过程的内部因素，还要受制于外部条件或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在德弗勒的模式中，惟一提到的外部影响因素是“噪音”，但是，影响传播过程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噪音”概念所能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