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介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在其著名的《狱中札记》中提出的一个理论,对大众文化和媒介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其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他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作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对于葛兰西而言,国家实施压制,而市民社会则行使霸权。霸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运作时必须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如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社会机制来实施。
(2)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广泛地用于媒介分析和媒介批判。按照葛兰西的论述,要理解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从社会秩序或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了解,所以,“霸权理论”对于传播学者在进行媒介分析和批判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发:第一,必须弄清统治阶级对媒介的控制方式及程度;第二,必须了解大众传媒生产的基本功效;第三,必须认识媒介意识形态的社会功效。
(3)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葛兰西的观点,把“霸权”看做是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换言之,批判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
(4)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例如美国对全球的文化控制是通过大众传媒的控制来实现的,因为现代电子传媒能够提供使受众服从霸权的条件,进而大众传媒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霸权形式,这即是“媒介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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