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通讯提炼主题的要求是：集中、新鲜、深刻。（1)集中通讯的主题要集中一点，突出一点，主要宣传一种思想，提出一个问题，提供一项经验。这就要求开掘得深一点，抓准了，把它写深写透。切忌散和乱，羊头上抓抓，狗头上摸摸，东一榔头西一棒，大导语套小导语，枝枝“r”r，七股八岔；或者搞事例堆砌，罗列现象，使读者不得要领，不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写通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不要企图在一篇通讯中说明和解决许多问题。多中心等于无中心，主题思想不集中，通讯就没有生命力。通讯主题的新鲜，要求作者有一种探索的精神，不满足于现成的、一眼望到底的东西，不重复别人的老材料、旧观点。记者本来就应该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只有不断向读者提供新材料、新观点、新经验、新知识，才能为广大读者所欢迎。（2）新鲜通讯要有新意。新意，首先表现在主题的新鲜。有新思想、新问题、新经验，意境上别开生面，立意明确，观点鲜明。最好要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不同凡响，不炒冷饭，不人云亦云。要善于抓时代尖端的东西，抓生活潮流前沿的东西，这样能令人耳目一新。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焦点，只要及时抓住，并深入下去探究，总会有一些受众感兴趣的新东西出现。记者要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把通讯报道写到读者的心坎里去。（3）深刻深刻，就是不停留在表面现象，不就事论事，而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事物的特点和本质、事物所包含的意义，开掘得深，并能提高到方针政策、理论的高度，提高到精神文明的高度来报道。

判断题 使用校对符号应注意的问题46811．符合规范。即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标准校对符号及其用法》，不要生造，以免引起混乱。2．勾划分明。稿中的错误要用引线从行间画出，拉到页边空白处改正，不要在文中径改。符号不要沾及上下左右不需改动的文字和标点。3．清晰易辨。改样所用笔的颜色，应根据校次采用不同色笔，以示区别。引线与引线之间不要重叠、交叉，如难以避免，要用不同色笔区分开来。4．要运用校对符号这一校对语言进行校对工作，尽量不用汉字叙述。例如，一接排处应该是另起段，只要画出“另起段”的符号即可。5．必要的说明文字不能省略。例如，字体字号；整段整行文字跨页移动位置；改正的汉字如果容易与外文、数字或符号相混淆时，应注明“汉字”字样；改正的外文应注明大小写和字体；改正的数字如果容易与外文、汉字相混淆时，应注明是“数字”；改正的符号如果容易与汉字、外文相混淆时，应注明是“符号”。五、汉字常用字号及样张字号是印刷用字身大小的规格。我们应掌握的字号为四号至六号。四号字及小四号一般适用于小标题；五号既适用于32开图书的小标题，也适用于书刊正文；小五号一般适用于书刊正文；六号适用于书刊中注释、图表文字、界标文字。

判断题 简述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广州的办报活动：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广州的办报活动包括：（1）英文商业报刊在广州的出版①1827年11月8日，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与行情报》创刊。1828年，该报改名为《广州纪录报》。该报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出资创办，美国商人伍德为第一任编辑，撰稿人有马礼逊、施赖德等。《广州纪录报》是一张商业性报纸，货价行情、航运消息占主要篇幅。《广州纪录报》上关于中国的新闻和材料占相当多的篇幅，曾竭力为鸦片贸易辩护，攻击中国官员对外国人傲慢无礼和无视外商利益，主张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②《广州周报》创刊于1835年9月12日，周刊，每周六发行，为广州另一家颇有影响的英文报纸。该报为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所办，在经济上受到当地洋行的支持，不断抨击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并与亲东印度公司的《广州纪录报》展开过激烈争论。《广州周报》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内容大多译自《广州周报》。③美国人在广州创办的报刊，主要有《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中国丛报》等。《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是美国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于1831年7月28日创刊，由美国商人伍德创办并任编辑，1833年9月底停刊。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第一期出版于1832年5月31日，由美国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该刊大量、详尽地报道与评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地理、历史、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有关宗教的文章很少。（2）在广州出版的宗教性中文报刊1833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每期约十二三页，楷书木刻，连史纸印，中国线装书本形式。创办人和主编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他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旨在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排外心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虽是一份宗教性报刊，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己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和杂记等各个方面，宗教内容已在次要地位，这与它在中国境内出版有一定关系。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全长331字，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前西方一些国家的报纸出版情形。目前所见最后一期出于1838年7月。

判断题 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判断题 编辑：编辑是贯穿于大众传播活动中的决策，组织加工第一系列专业工作的总称。

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

判断题 淡入淡出是一种无技巧性转场方法

判断题 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①报道对象的变化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②报道理念的变化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