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解放日报》改革和1956年《人民日报》改革的异同。
1942年4月1日起,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在报纸宣传中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和文风。1956年7月1日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进行改版,展开了一场全国意义上的新闻改革,改革的目的仍然是肃清教条主义。
(1)两次整改的相同点
①两次运动开展的模式十分相似。两次改革均由一张报纸所指引,由一个根据地解放区发起而后扩展到所有根据地解放区。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报纸是“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新闻整风运动由解放日报引导,而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由人民日报牵引。
②两次运动都由一个局部而扩展到全国。新闻整风运动是由陕甘宁边区发起而后发展到敌后所有根据地,由《解放日报》带头掀起了抗日敌后根据地新闻界整风运动的高潮;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主的新闻工作改革也是由局部向全国全方面地展开,各地报纸纷纷改版,还引起当时新华通讯社和广播事业都相继进行了改革。
③都发表了题为《致读者》的社论。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检查了创刊以来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改改革:版面安排上,把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报道提到了首位;整风宣传方面,把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宣传中心来抓,进行了集中突出的宣传,宣传形式多样,有广度也有深度;社论写作方面,注重社论的质量;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三个方面的改进意见:a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b.开展自由讨论,阐明社会言论;c.改进文风,活泼空气。
在改进文风作风,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的重大意义上,两者也有着相似的地方。两次整改,提高了新闻下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对于维护新闻真实性,密切新闻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两报分别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前者开辟了无产阶级的新闻学道路;后者开辟了社会主义新闻学道路。
(2)两次整改的不同点
①背景不同。两张报纸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就不相同。《解放日报》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伊始即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那就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人民日报》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双百”提出,刘少奇对新闻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强调新闻报道要从教条主义、党八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适合读者需要。
②对于党性的认识不同。通过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整风后,新闻工作的第一要义就是党性。从党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看,除了党性外,新闻业的其他功能被有意和无意地省略了。从新闻工作者的地位看,新闻工作不再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他们只能是党的笔杆子,《解放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党与党报》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这样的要求事实上严重束缚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手脚,极不利于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到了《人民日报》,这种认识有了改变,50年代初,《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一个流行说法,叫做“《人民日报》是办给全国县以上领导干部看的”。在改版中,编辑部成员树立了新的观念,要满足各层次读者的需要。这点是与解放日报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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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基本观点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简单而言,“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③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的”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而言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④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ed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判断题 具体分析下面这篇新闻报道在运用事实说话方面的特点:附材料:澳督告别澳督府新华社澳门(1999年)12月14日电(记者韩松唐卫彬黄燕)今天中午12时许,60岁的澳门总督韦奇立慢慢走过澳门市政厅礼堂新铺的大红地毯,亲手为自己的大照片揭开幕帘。他神情有些凝重,鼻子微红。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随着深玫瑰红色的丝绒幕帘徐徐拉开,葡萄牙委任的最后一位澳门总督韦奇立的肖像照出现在白色的墙壁上。这是悬挂在澳门市中心这座标志性建筑的第51张,也是最后一张澳督的照片。按照此间的传统,澳督离任前,他的照片通常要在这座有125年历史的葡萄牙风格的建筑物中挂出。照片是一幅普通的头像特写。有些谢顶的澳督似在深思。这位澳督在澳门总共工作了8年零8个月。今天,他被澳门市政厅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然而,再过六天,当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时候,韦奇立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黎明前离开澳门。至此,葡萄牙人已在这块中国领土上居留了446年,进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澳门回归中国是西方统治在中国乃至亚洲的终结。今天的仪式只是澳督近期系列告别活动中的一项。从12月9日开始,他就忙着向公务员和神职人员辞行,出席大学的送别仪式,参加土生葡人的告别晚宴,并与下属在大三巴和府邸留下最后的合影。19日下午4时30分,他将最终离开竹仔室官邸。辞行时,澳督总是谦和地与人们一一握手,并在城区街巷不时主动与相遇的市民寒暄。韦奇立是葡萄牙南部拉戈阿镇人。他被任命为澳督前一直在军队任职,最高的职务是葡萄牙三军总参谋长。此前他并不十分了解中国。“今后我会经常回想起澳门,”韦奇立对周围的人说:“她已是我的第二故乡。”韦奇立说,澳门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它不平凡的人们、它的大海、它的文化,它的一切都妙不可言。澳督在澳门的8年,是澳门历史上极不寻常的8年。在此期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首任行政长官、第一届立法会和司法机关均顺利产生。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进程加快,中文官方地位得到确立。“他经常关注澳门的平稳过渡,葡中双方均认同他为保持澳门稳定和保存澳门特色方面而建立对话和争取共识的能力。”澳门市政执行委员会主席麦建智说。韦奇立说:“令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过渡期,因为我们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另一方面与澳门市民有非常好、非常成功的合作,这一点十分重要。”事实上,中葡在解决澳门问题上的友好协商已被舆论引为处理国际间复杂争端的范例。澳督夫妇随后与来宾们一起喝了告别的葡萄酒。韦奇立认真地说,将来还会作为一个游客造访澳门,看看未来的澳门。澳督此时露出了笑容,他确信特区政府将以良好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韦奇立忆及1991年4月上任时曾对澳门市民做出多项承诺,但至今还有一些没有兑现。他对此表示遗憾和歉意。自1616年葡萄牙任命首位澳门总督后,共有包括韦奇立在内的127位葡萄牙人出任此职。12月20日后,这个称谓在澳门将成为历史。《澳督告别澳督府》这篇新闻报道在用事实说话方面主要有如下特点:(1)选择典型事实说话选择典型事实说话指用最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在大量的事实中,要经过层层集中,选取新闻事实;在新闻事实中还要选取它的精华,即典型事实。在新闻写作时,要学会使用这些“精华”说话。本文以独到的视角对澳门回归的问题进行报道。“自1616年葡萄牙任命首位澳门总督后,共有包括韦奇立在内的127位葡萄牙人出任此职。12月20日后,这个称谓在澳门将成为历史。”由于历史以及政治原因,澳门总督这个称谓将会成为历史,这就是一个独到的视角,从而说明澳门回归祖国的重大意义。(2)通过再现场景说话“再现场景”,是把新闻事实的某些现场情景具体地描述出来。一般而言,可感性越强,可信性和说服力就越高。“今天中午12时许,60岁的澳门总督韦奇立慢慢走过澳门市政厅礼堂新铺的大红地毯,亲手为自己的大照片揭开幕帘。他神情有些凝重,鼻子微红。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此处是对新闻发生现场场景的描述。这些描述性语言仿佛将读者带到新闻事发现场,不仅具有可信力,而且具有感染力。(3)运用背景材料说话同一个新闻事实,由于运用的背景材料不同,记者所表达的意见、看法,或者记者想通过这篇报道说的话,会有很大的差别。本文中使用大量的背景材料,例如:“然而,再过六天,当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时候,韦奇立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黎明前离开澳门。至此,葡萄牙人已在这块中国领土上居留了446年,进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澳门回归中国是西方统治在中国乃至亚洲的终结。”“澳督在澳门的8年,是澳门历史上极不寻常的8年。在此期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首仟行政长官、第一届立法会和司法机关均顺利产生。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进程加快,中文官方地位得到确立。”这些背景材料的使用增加文章的可读性,便于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灵的沟通。(4)借助“直接引语”说话直接引语是指记者通过采访得来的被采访者的原话。在报道中直接引用原话已经成为现代新闻写作不可或缺的手法,西方新闻教科书把它称为“新闻写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借助“直接引语”说话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中多次用到这种手法。例如:“今后我会经常回想起澳门,”韦奇立对周围的人说:“她已是我的第二故乡。”“他经常关注澳门的平稳过渡,葡中双方均认同他为保持澳门稳定和保存澳门特色方面而建立对话和争取共识的能力。”澳门市政执行委员会主席麦建智说。韦奇立说:“令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过渡期,因为我们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另一方面与澳门市民有非常好、非常成功的合作,这一点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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