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和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是在web3.0时代下新兴的一种“随走、随看、随播”的实时网络传播方式，其低门槛、时效性、强互动性吸引了广大受众。主要形式分为:秀场类直播、游戏竞技类直播、泛生活类直播，正是其泛生活类直播将直播带入千家万户，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也可以成为传播内容，拓宽了网络直播的传播者和受众面。
电视直播:
一种将节目新闻等建立在技术指导下的实况播放，从1997年直播香港回归至今，很多大型晚会，比赛等等讲求实时传送的节目均采用这种形式，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
区别：
电视直播多年的行业经验和节目形式给网络直播带来启发作用，而网络直播也为电视直播提供了媒介转型与深度融合的新途径。
一、形式上严肃性与随意性的碰撞
电视媒介作为一种传统大众媒介，其一贯的“中央集权式”传播虽然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所消解，但根植于其媒介属性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却在这种直播这种形式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直播都是“重大事件”，比如中央会议、阅兵仪式等等，这些直播通常有专业的组织团队操作，在一定的拍摄技巧下，由专业人士拍摄多镜头同步切换，视觉上具有严肃性。而网络直播门槛低，直播人员通常是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以泛娱乐类直播为例，我们可见的通常只是露出上半身的女主播随意地坐在镜头前聊天唱歌而已，形式较为随意。
二、内容上的主流化与分众化
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国家对于电视的管控较为严格，其直播秉承传统媒体严肃的特征，在直播内容上以严肃性新闻为主，多数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的内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电视直播并不针对观众进行分众化播出，而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主流内容。而网络直播由于其用户的鱼龙混杂，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很强，并表现出分众化趋势。而网络环境下的直播则表现出很强的互联网特点，在其垂直领域上发展出健身、教育、游戏等各个不同特色的直播平台，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直播内容进行选择。
三、互动上的间接性与直接性
电视直播中的受传互动带有间接性的特点，而网络直播中的互动带有直接性。现如今的电视直播已经一改传统模式的单向传播特点，在网络、手机同步互动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每年的春晚直播，会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实时互动，一系列抢红包的活动也很好地调动了受众参与互动的积极性，朋友之间谈论的也几乎都是关乎春晚的“吐槽”，这种“吐槽”甚至会隐隐形成一个共同话语空间进而对不关注春晚的人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去关注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不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中。而网络直播中，由于网络天生的互动性优势，大众可以主播进行直接的实时沟通，比如通过文本对话框或者弹幕的形式。
1. 从传播结构看，电视直播往往是“有大事才直播”，例如2008年奥运会，今年的全国两会，且受众仅是观看者；而网络直播则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直播，并且人人都可自如切换“看”与“被看”的身份。
2. 从传播文本看，电视直播是为了解决人们的信息“刚需”，建立在人们对重要事件的期待填补基础上；而网络直播更多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直播不仅仅是一种内容产品，更带有丰富的娱乐性特征。
网络直播的全景敞视——社交媒体语境下众人对个体的凝视
电视直播主持人只是作为第一维度的媒介而存在，将现实具象化的工具。主持人与受众之间没有可供互动的平台，电视直播还是作为大众传播而存在。但网络直播却将大众传播转变为人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网络直播从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的转向，使窥视的欲望得到从所未有的满足。
在时代的召唤之下，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或许无需有个“高下之分”，而是互相补充，把握好各自的尺度，在内容为王的理念下共同打造优质内容，形成良好的直播生态和产业链。
1997年是电视直播元年，那年香港回归；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那年考研没有大面积考“网络直播”；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网络直播的发展也回归理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大家有必要去思考“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的不同”，而且要从专业角度、甚至媒介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不同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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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简述维新派的办报思想：19世纪9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中国。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活动的高潮。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成为维新派办报的代表人物。其中《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新报》和《湘报》影响最大。①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认为报纸书刊有强烈的政治性，是维新派思想的载体和传播的工具，是维新变法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大力鼓吹多办报纸，主张报刊应“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术要书”，以启民智，以开风气，以助变法。②对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有较为系统的认识。梁启超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严复也指出，报纸的功能在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谭嗣同在《湘报后叙》阐述的办报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报纸要“求新”，成为“助新之具”；二是报纸要代民立言，成为“民史”、“民口”。③将报刊视为开启国民爱国思想的启蒙。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王稻在《循环日报》中指出：“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康有为发表的《开设报馆议》一文，阐述了报纸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即“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梁启超也认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④创新报刊内容形式。王韬首创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以“立言”为目的，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提出建议，使人耳目一新。梁启超还一度开创了“时务文体”。⑤开创了新的办报形式。维新派从“开民智”、“育人才”的总体思想出发，把办报同办学会、办学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例如，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新报》上海的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等。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组织里，报刊的编辑同时又是学会的骨干和学堂的教师，学会（或书局）为报刊的出版和学堂的开办提供各种条件，学堂为报刊、学会培养和输送人才。这种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在康、梁流亡海外期问也长期袭用。⑥梁启超的办报主张为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a.报馆的“两大天职”说。“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b.提出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宗旨定而高”。办一张报纸，应该“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思想新而正”。他认为，报纸宣传的思想不可不新。“材料富而当”。他认为报纸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在刊登时必须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要讲求时效，有时报馆要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但报道要力求准确，错了要公开纠正。c.健全舆论的主张。梁启超系统阐述了什么叫舆论、舆论的形成、力量、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问题。他认为舆论是一种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健全舆论，持论者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挟党派思想和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是非；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故作偏至之论。d.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即浸润的方法和煽动的方法。浸润的方法是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的方法就是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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