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效果可以分为不同层面，根据学者们大体一致的看法，传播效果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①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人们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②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③这些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动层面上的效果。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动，是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上述三个层面既体现在具体的、微观的传播过程中，也体现在综合的、宏观的社会传播过程中。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的二个层面是：（1）环境认知效果。在现代社会，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知觉与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媒是以传递信息、报道事实、提示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为己任的，但它们并不是有闻必录的。传媒报道什么、不报什么、从什么角度进行报道，都在影响着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觉与印象。这种效果，传播学中也称“视野制约效果”，换句话说，大众传播制约着我们观察社会和世界的视野。（2）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大众传媒在报道的新闻和传达的信息中，通常包含着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大众传媒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客观上起着形成与维护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发挥出来的，它通过舆论引导形成新的规范和价值，又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维护既有的规范和价值。（3）社会行为示范效果。大众传媒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认知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它还通过向社会提示具体的行为或行为模式来直接、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动。大众传播具有“地位赋予”的功能，一种行为如果得到传播的广泛报道和传播，往往会成为一般人学习或效仿的对象。只要我们观察一下现代社会中的流行现象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判断题 用生动的语言实现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新闻语言既应该是简洁的、准确的，同时又应该是生动的。语言生动的新闻作品才具有可读性。

判断题 简要评述瞿秋白在“五四”时期的报刊活动：瞿秋白是我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也是中共早期新闻事业的缔造人。1919年与郑振铎（duo，二声）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并日益倾向社会主义21920—1921年，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派员，坚持在苏俄采访活动两年，采写《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数十篇新闻通讯，发表在两报上的有五十多篇，还写了著名的通讯报告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作品如实、深刻的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状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马克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国采访报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第一批记者。后加入共产党，终端了与两报的关系。1923年回国后，先后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刊和《热血日报》41927年，主编《布尔塞维克》30年代，在上海发起劳动左翼文化运动，指导《文艺新闻》的出版和中国左翼记者联盟的成立，1934年，主编《红色中华》蔡和森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1921年入党后，从事宣传工作，曾负责编辑《先驱》半月刊。1922年，担任《向导》主编两年多，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判断题 编辑若发现新闻报道求证过程有问题、证据不足，为了时效性先发稿，日后再更正。

判断题 新媒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判断题 ASA是美国感光度制式标志。

判断题 解释性新闻的写作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要有大背景意识写作解释性新闻，记者必须善于调遣和使用大背景，即全局性背景。在这一点上，它与一般新闻中的背景有区别。一般新闻中的背景材料，其地位大多为从属性，为说明、补充、烘托新闻事实服务。在解释性新闻中，背景性事实反客为主，新闻的焦点集中在背景分析上面，背景的任务不是解释新闻事件的某一部分，而是用来让释新闻事件的整体，即“大背景”。大背景意识要求记者将新闻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之中去观察、分析它产生的必然性，这是背景选材的大时空观。（2）用背景事实自身的逻辑力量说明新闻事件产生的必然性解释性新闻应注意客观色彩。它不提倡记者直接发表议论。解释性消息要求用背景性事实，用事实自身所显示出来的逻辑关系来说明问题。（3）巧妙开篇，引人入胜开篇——导语，对于解释性新闻能否抓住读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解释性消息的基本特点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但是开头的切入方式却手法各异，具体包括：①立即开讲；②提出问题，设置悬念；③先将奇异的场景再现出来，以引起好奇，然后再进行解释。总之，解释性消息的开头、主体和结尾，需要从题材本身的特点出发，量体裁衣，精心运笔。

判断题 以如下标题写一篇短评:“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有观众拍手称快，也有观众心存疑虑，认为“限娱令”有剥夺自己娱乐权之嫌。其实大可不必因此恐慌，“限娱令”是“限”非“禁”，而而且从“限”的幅度来看，也仅限于“过度娱乐化”及“节目形式雷同”等问题，观众公认的优秀娱乐节目，并不会淡出荧屏。这一点，从各上星台对节目的调整安排中，不难找到答案。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精神、道德等人文因素的支撑。虽然说倡导价值多元化是一种进步，但不讲“核心价值”、听任“主流虚无化”，同样是一种犯罪。文化产品历来就存在“有益、有害、无益也无害”的区别，对有益的产品加以京鼓励，对有害的产品坚决取缔，无益也无害者则要控制总量，这是文化管理的必要手段。何况，时下很多电视娱乐节目盲目追逐收视率，过度娱乐化，甚至格调低俗，确实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当前，“文化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神州大地正在掀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高潮，电视作为一支重要的文化传播力量，其责任和使命不言而喻。虽然说，重点关注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媒体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选择的过程，恰恰体现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限娱令”，传播优秀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一一电视节目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自省于自觉。就此而言，“限娱令”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改变以往电视台制作、选择节目的价值观。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优劣一一三个“不得”，等于把电视台推到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坐标上。而在此基础上，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是很关键，但这也绝不等同于简单堆砌播出时段，必须讲究形式、提高质量，其中的创新压力，丝毫不比“限娱令”之前要小。因此，从电视从业者的角度来讲，“限娱令”既意味着责任，也是全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