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与满足理论是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有关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的传播理论。传播学家E·卡茨的《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特定需求的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
该理论认为,受众面对大众传播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受众总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偏爱和需要的媒介内容和讯息,而且不同的受众还可以通过同一媒介讯息来满足不同的需要,达到不同的目的。因此,不是媒介在操纵人,而是人在使用媒介。而人使用媒介只是为了满足其需要而已。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开创了从受众角度考察大众传播过程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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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和李普曼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创始人,他们对于传播现象给予较多研究、直接促成传播学的产生。(1)拉斯韦尔(1902-1977)拉斯韦尔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曾有位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①拉斯韦尔和史密斯合著的《宣传、传播和舆论》,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并分别阐述了传播过程中的“渠道”、“传播者”、“内容”和“效果”等要素。②1979年,在拉斯韦尔逝世两周年的时候,他与勒纳、史皮尔合写的《宣传与传播世界史》三册巨著正式出版发行,将宣传与传播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③他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最为世人所熟知。凭借其中的“一句话”、“三功能”来认定他在传播学中的创始人地位。这一句震撼学术界的话就是:“谁?说些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三种功能为: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2)勒温(又译为卢因,1890-1947)勒温是传播学研究中守门理论的创立者,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代表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等。他将心理学知识引入传播学研究,用来研究“群体生活的途径”,以及群体对个人的观念、动机、愿望、行为和倾向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勒温最先提出“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1947年,勒温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将传播系统内的“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予以理性阐述,这也是勒温成为传播学创始人的重要原因。(3)霍夫兰(1912-1961)霍夫兰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也是宣传与传播研究的杰出人物。他在传播学领域的代表作有《大众传播实验》、《传播与劝服》,前者中通过操纵变数以测量传播效果的实验性研究构成了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对传播理论的建设做出贡献;后者涉及一系列命题,引发了一系列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霍夫兰等人的研究项目既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又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他的理论和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4)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拉扎斯菲尔德是奥商美籍著名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人民的选择》(1948),《美国士兵一一述评》(1949),《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1954),《社会研究的语言》(1955)等。拉扎斯菲尔德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意见领袖这一特殊人物,从而导致了“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乃至“多级传播论”的问世,初步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他对传播研究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创立的数理(定量)研究方法。拉扎斯菲尔德既是一系列重要传播理论的开拓者,又是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开创者。(5)李普曼(1889-1974)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也是美国伟大的专栏作家,在传播史上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李普曼与拉斯韦尔是同一类的学者,而且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早期思想。他的《舆论学》一书最广为人知,是新闻史上最早对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系统梳理、总结与探讨的著作。他认为,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往往因为几个原因而与实际现实不相吻合,我们需要简单的规范(如“刻板模式”),以便为这闹哄哄的、模糊不清的混乱世界提供解释。此外,媒体传递给我们的伪环境是新闻过程中高度把关的结果。他指出,每一份报纸都是一系列把关结果的决定。
判断题 《国闻报》是指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是维新派在华北的舆论重镇,与上海的《时务报》南北呼应。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刊,主要创办者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严复。该报文字版内容包括上谕、路透社电报、论说以及国内外新闻等,另出有附张《京报》,社论主要出自严复之手。“以通外情为要务,”该报尤重视外报选译和新闻采访工作,在伦敦、巴黎、华盛顿等大城市设特约记者,同时出版旬刊《国闻汇编》,主要译载西方社会科学论著和外文报刊的新闻与评论,曾发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学说,为变法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该报大量及时地报道了百日维新。但因为出版地靠近政治中心北京,故言论甚为谨慎。戊戌政变后,该报借助日商招牌,大胆揭露事变真相,抨击清政府屠杀维新志士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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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请你谈谈对新闻娱乐化的理解:对“新闻娱乐化”概念,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或令人信服的定义。概要地说,对新闻娱乐化的理解可以从新闻娱乐化的表现、产生原因和评价这几个方面来论述。(1)新闻娱乐化的表现①内容上,偏向软新闻(西方媒介称之为“大众新闻”)或尽力使硬新闻软化。其表征是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②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衍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2)新闻娱乐化产生的原因①社会转型期的躁动。中国目前处在转轨与转型的特殊时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向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处于迅速深入的变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探索与逐步完善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多种经济、社会制度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变革的面前,人们承受着各种巨大心理压力。新闻的娱乐化使受众在这些调笑、戏说、胡侃中,压抑情绪得以转移,精神压力到了缓解,于是娱乐化媒体便成为受众获得心理松弛和压力缓释的好去处,娱乐新闻便有了它广阔的市场。这是新闻娱乐化的社会成因。②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电视台、电台、报纸、期刊、互联网等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存的媒体激增。继广告大战、电视剧大战等之后,新闻本身“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媒体的竞争一夜之间从千篇一律的通稿飞速进入各自大显神通的时代,而如何迎合受众,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抢夺市场份额,成为新闻走向泛娱乐化道路的市场成因。③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从新闻生产者即媒介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双重属性的新闻媒介,在新闻改革过程中其经济实体的属性大大强化,被推向市场、自己找饭吃的媒体在扮演政治化角色的同时,还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与利润。于是不难理解,当市场逻辑成为主宰,发行量、收视率等标志着受众群的数量指标已成为媒体的生命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转化为对受众群的追逐,而媒介产品生产和销售也不可避免地执行市场经济商品的通用原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效益为王,是新闻娱乐化的经济成因。④媒体职业道德的缺失。一味地娱乐新闻、哗众取宠,也反映出一些媒体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的缺失,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媒体把新闻报道的重点放在炒作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新闻做“软”上,淡化新闻所承载的社会批判功能和舆论导向任务,缺乏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精神,也缺少挖掘深度和培养高尚审美情趣的能力。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走向极端的媒体,放弃了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在市场的利诱下,已从“守门人”变成市场口味的追逐者,这是在新闻娱乐化成为一种时尚时,新闻媒体及从业者社会角色的错位。⑤受众的心理需求。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媒体把重大严肃的硬新闻转化为富有个人色彩、戏剧性和故事性的软新闻,能引发作为个体的受众的共鸣,进一步拉近和受众的心理距离。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受众还没有或很少利用媒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受众的媒介使用权,但这已经足以让受众聚集在媒体周围,对这些主动向他们招手的媒体趋之若鹜,新闻娱乐化也因而愈演愈烈。这是娱乐化新闻的受众基础。③跨文化传播的冲击。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传播的全球化。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势在必行。曾处于长期文化封闭状态之中的中国大众,一旦摆脱束缚,很容易接纳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异质文化所承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思维方式。(3)对新闻娱乐化的评价在市场经济初期,新闻娱乐化的某些做法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媒介走向市场、走向大众、贴近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但物极必反,新闻事业的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果对当前新闻娱乐化日益泛滥的现象不加防范,听之任之,则新闻很容易走向低俗化,甚至成为垃圾文化。这样不仅不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而且会对媒体公信度造成极大的伤害。21世纪是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人们追求的是高尚健康的文化,而不是低级媚俗的垃圾文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某些共性,又与西方资本主义有显著区别。适应上述特点,中国媒介既不可能取消大众化通俗媒体,也不能一味地走娱乐化之路,而应施行以硬新闻为主的严肃的主流媒体和贴近性的健康的通俗媒体分流、分向发展。软、硬新闻既分流,又兼用,是特定转型期中国媒介适应特定社会信息需要的真正可行的改革和发展方向。那种当下的媒介一概走娱乐化之路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精神完全相悖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