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新事物是与旧事物相对而言的，通常人们又把新事物称为新生事物。新事物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它是指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那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能给人们指明前进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物。这种事物往往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力，被广大群众接受后，就能起到推动历史进步，产生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作用。

判断题 谈谈当代新闻编辑人员的素养。新闻编辑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编辑人员不仅应当通晓新闻业务，掌握采访、写作、摄影、编辑和评论的本领，还必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尤其是高度的责任意识、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执著的探索精神。（1）高度的责任意识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利器，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编辑人员处于把关的地位，操有新闻报道的生杀大权。这就更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高度的责任意识主要体现在：①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要把经济效益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要服从于后者，而不能以牺牲后者来换取前者。换言之，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怎么报道，都要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受众负责的精神。是不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检验编辑人员是否具有高度责任意识的最显著的标志。②高度的责任意识，要求着力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报道赖以发挥良陛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国，大多数新闻媒体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出现的，新闻真实与否，还涉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何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新闻真实与否，又涉及对历史是否负责的问题。所以，编辑人员要从政治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来看待新闻报道的真实性。③高度的责任意识，要求着力消除新闻报道的副作用。副作用是指随着主要作用的产生而附带发生的不好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新闻报道中并不少见。编辑人员应该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从新闻的检验到配置，都要尽力消除其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2）广阔的知识视野①编辑人员要不断扩大关于报道对象方面的知识。这是编辑人员最常用、最急需的知识。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因此，编辑人员必须把这一理论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全面地、准确地领会其精神实质。②对自己所负责的报道领域的知识，编辑人员一定要注意不断地学习和掌握，力求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同时编辑人员应当不断关注新兴的知识，不能满足于原有的知识。③编辑人员还要注意了解周围媒体和受众的情况，应当动态地而不是静止地掌握受众的情况，以便使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方法不断适应受众的需要。④编辑人员还要懂得外语和计算机知识。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往的增加，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掌握外语的重要性。至于懂得计算机的一般知识，则是编辑工具电子化的必然要求。（3）执著的探索精神①新闻报道作为一个总体概念，其内涵的构成是多元的，又是通过一定的载体以集合产品的形式向公众传播的。各类新闻内容如何整合，如何出新，都会影响新闻传播的效果。探索应当全方位展开，整体推进。②在探索中，要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及时捕捉新闻的生长点，不断开拓新的报道领域。③探索为受众所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高度的责任意识，广阔的知识视野，执著的探索精神，是当代新闻编辑人员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修养。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编辑人员所处的层级越高，这方面的要求也就越高。新闻媒体总编辑的综合素养应该为全体编辑人员作出表率。

判断题 援引其他媒体信息时，须注意选择最初媒体来源，也可以从二手新闻转述。()

判断题 黑白相纸按用途可分印相纸，放大纸

判断题 直播和网络直播网络直播:网络直播是在web3.0时代下新兴的一种“随走、随看、随播”的实时网络传播方式，其低门槛、时效性、强互动性吸引了广大受众。主要形式分为:秀场类直播、游戏竞技类直播、泛生活类直播，正是其泛生活类直播将直播带入千家万户，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也可以成为传播内容，拓宽了网络直播的传播者和受众面。电视直播:一种将节目新闻等建立在技术指导下的实况播放，从1997年直播香港回归至今，很多大型晚会，比赛等等讲求实时传送的节目均采用这种形式，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区别：电视直播多年的行业经验和节目形式给网络直播带来启发作用，而网络直播也为电视直播提供了媒介转型与深度融合的新途径。一、形式上严肃性与随意性的碰撞电视媒介作为一种传统大众媒介，其一贯的“中央集权式”传播虽然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所消解，但根植于其媒介属性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却在这种直播这种形式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直播都是“重大事件”，比如中央会议、阅兵仪式等等，这些直播通常有专业的组织团队操作，在一定的拍摄技巧下，由专业人士拍摄多镜头同步切换，视觉上具有严肃性。而网络直播门槛低，直播人员通常是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以泛娱乐类直播为例，我们可见的通常只是露出上半身的女主播随意地坐在镜头前聊天唱歌而已，形式较为随意。二、内容上的主流化与分众化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国家对于电视的管控较为严格，其直播秉承传统媒体严肃的特征，在直播内容上以严肃性新闻为主，多数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的内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电视直播并不针对观众进行分众化播出，而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主流内容。而网络直播由于其用户的鱼龙混杂，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很强，并表现出分众化趋势。而网络环境下的直播则表现出很强的互联网特点，在其垂直领域上发展出健身、教育、游戏等各个不同特色的直播平台，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直播内容进行选择。三、互动上的间接性与直接性电视直播中的受传互动带有间接性的特点，而网络直播中的互动带有直接性。现如今的电视直播已经一改传统模式的单向传播特点，在网络、手机同步互动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每年的春晚直播，会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实时互动，一系列抢红包的活动也很好地调动了受众参与互动的积极性，朋友之间谈论的也几乎都是关乎春晚的“吐槽”，这种“吐槽”甚至会隐隐形成一个共同话语空间进而对不关注春晚的人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去关注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不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中。而网络直播中，由于网络天生的互动性优势，大众可以主播进行直接的实时沟通，比如通过文本对话框或者弹幕的形式。1.从传播结构看，电视直播往往是“有大事才直播”，例如2008年奥运会，今年的全国两会，且受众仅是观看者；而网络直播则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直播，并且人人都可自如切换“看”与“被看”的身份。2.从传播文本看，电视直播是为了解决人们的信息“刚需”，建立在人们对重要事件的期待填补基础上；而网络直播更多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直播不仅仅是一种内容产品，更带有丰富的娱乐性特征。网络直播的全景敞视——社交媒体语境下众人对个体的凝视电视直播主持人只是作为第一维度的媒介而存在，将现实具象化的工具。主持人与受众之间没有可供互动的平台，电视直播还是作为大众传播而存在。但网络直播却将大众传播转变为人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网络直播从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的转向，使窥视的欲望得到从所未有的满足。在时代的召唤之下，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或许无需有个“高下之分”，而是互相补充，把握好各自的尺度，在内容为王的理念下共同打造优质内容，形成良好的直播生态和产业链。1997年是电视直播元年，那年香港回归；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那年考研没有大面积考“网络直播”；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网络直播的发展也回归理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大家有必要去思考“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的不同”，而且要从专业角度、甚至媒介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不同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判断题 万历邸钞:是明代“邸报”的抄本。共32册,是将万历一朝的“邸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摘录而成的。抄录者在摘录过程中做了一些编辑整理的工作。包括删节,增加一些“摘由”,增加一些注释性的说明并适当地作一些综合。这部抄本确实保存了大量当年“邸报的面貌”。明代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人有抄录“邸报的习惯”被保存下来的《万历邸钞》即其中一部。

判断题 开张——报纸面积的大小，通常以整张印刷纸截开的若干等份的数目作为标准来标明报纸面积大小。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