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定向观察是指观察的目标是预先确定的，记者或通讯员根据当时的采访任务，事先安排好采访的对象，这样可以在采访过程中有目标地进行观察。这种观察自始至终目的性很明确，记者能自觉地对对象进行分析综合。它对于记者掌握事实的全局，了解事物的特性有很多帮助，是记者经常使用的采访方式。

判断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判断题 评论员文章的形式①本报评论员文章，体现报纸编辑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为主旨，通常是不署作者名或笔名。②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称“超重型评论员文章”。③观察家评论，通常用于重要的时事评论。

判断题 （1）受众细分的含义受众细分就是将受众这一数量众多、成员广泛的集合性群体根据小同的特征进行细分，细分后的受众群具有相似的特征，便于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受众细分是分众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对受众的细分一般是按照其人口特征进行，主要包括：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文化程度差异、地域差异、收入差异等。（2）新闻媒介对受众分层化趋向的应对由于社会的变动、决策主体的增加、新增群体的增多，受众群体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造成了受众信息需求的多元与分化。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成为当下媒体的当务之急。为了有效应对受众分层的趋向，媒体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①加强对受众市场的研究，尤其是受众心理、受众特征、受众媒介使用状况的研究，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制定科学有效的受众战略。②进行正确的受众定位。媒介的受众定位包括一家媒体的整体受众定位和媒体的各个分设栏目、频道等方面的特定的受众定位两部分内容。在对媒体进行成功整体定位的基础上，对个别栏目进行特殊定位，有利于在核心受众基础上，以专版、专栏的形式满足特殊受众的要求，进一步拓展媒体受众面。然而不论是整体定位还是栏目定位，都应该具体而明晰，彼此之间界限清楚。进行清晰、准确的受众定位，要有认真、细致的筹划、设计过程，而最关键的步骤是在正确的定位原则指导下确定核心受众群。确定核心受众群的指导原则是：宽窄适度、范围适中。在定位过程中要注意度的把握，就是确定适当的核心受众，以核心受众群为中心，再力图扩大至边缘受众群落，争取把潜在的受众不断变为现实受众。在核心受众的确定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因素：a.受众区域定位；b.受众职业和身份定位；c.受众的年龄定位；d.受众的文化教育程度定位。③加强媒介的营销，树立品牌意识，培养受众的忠诚度。总之，面对受众分层化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我国新闻媒介自当主动变革，摒弃求大求全的传播方式，走精细化、特色化道路。

判断题 评论员文章：报刊评论员文章是新闻评论中常用的一种文体，是仅次于社论的重要评论。作者作为编辑部评论员，体现编辑部集体的观点和倾向，一般由编辑部自行定稿。论题一般偏重于论述局部性重要事件或问题，比社论广泛、具体。常常配合或结合新闻事实或材料发表，依附性较为明显，要求配合及时，不失新闻性和时效性。

判断题 新闻报道与评论不分，会增加报道不实产生的对新闻当事人的诽谤等侵犯他人权益的几率。

判断题 电视节目中的声音是可以描写和烘托环境气氛的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