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貌通讯是以报道某个地区、部门、单位或市镇、村庄、街道、家庭今昔变化为主的一种通讯。它也介绍祖国风光、地方物产、人情风俗等,因此也叫风貌通讯。其特点是:(1)题材广泛。它涉及面较广,题材范围比其它通讯更大,通过这些广泛题材的报道,反映出时代气息和时代精神。(2)要有新闻性,事实要有新意,不能写成众所周知的旧闻或历史知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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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判断题 阴影下的色温比阳光下的低。
判断题 新媒体用户喜欢看到纯文字内容和硬广告。
判断题 全党办报:全党办报是指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行的号召党组织和党员参加党报工作的方针和优良的办报传统。1944年由《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首次提出,后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全党办报思想。”全党办报”的内容包括:①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组织要领导和指导党报的工作,要善于使用党报指导各地的工作;②党组织和党员要关心党报,要阅读党报,要为党报写文章;③党组织和党员负有推销党报,扩大党报发行量的责任;④每个单位都要办墙报,增加报纸的数量。全党办报的思想,在党的早期办报活动中就有所实践和表述。
判断题 当代信息社会“对物的消费集中于物的符号意义”的内涵:(1)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的消费。(2)购买商品或服务主要不是为它的实用价值,而是为寻找某种“感觉”体验某种“意境”,追求某种“意义”。消费传播体现出“差异化”特点,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风格传播”突出。流行性越来越强,流行周期越来越短。大众传播不断创造出新的流行语和流行话题,各种广告、公关和营销活动不断策划出新的符号和新的意义,把提供新的“概念”(消费意境)作为打开商品市场的主要手段。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3)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出现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文化的象征化并不仅局限于消费领域,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生活与娱乐领域也都充满了新的象征符以及新的象征意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追求新事物、新意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价值。“新”意味着“创造性”、“时代性”和“个性化”,而这些永远是人们追求的价值和目标。②现代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众多的人参与象征符创造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手段。(4)对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的评价。象征符的不断创造和更新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活力,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意识到,象征符过滥也会造成意义、价值和规范的流动化和无序化,使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和行动产生混乱。
判断题 谭嗣同(1865—1898):戊戌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政论家。也是南学会的主要组织者,又是《湘报》的核心领导人物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湘报》工作半年间,发表了25篇政论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的各个方面。在《湘报后叙》阐述的办报思想有两点,一是报纸要“求新”,成为“助新之具”。二是报纸要代民立言,成为“民史”、“民口”,谭嗣同的办报主张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意识,所著《仁学》一书是中国近代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名著。
判断题 什麽是拍摄点?也称拍摄位置,即拍摄时相机所在的位置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