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新闻活动共同点:
第一、古代社会始终没有停止过新闻活动,但无以此为职业的机构,所以古代只有新闻活动而无新闻事业。
第二、其规模小,新闻基本上为定向传播,有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的对象,而没有无定向的大众传播。
第三、统治阶级内部新闻活动大大超过被统治阶级(主要是规模上)。
相关试题
判断题 新闻照片选择的标准真实性具有新闻价值;画面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画面高质量;正面社会效果;照片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报纸的特点。注意图片组合的整体效果或信息含量、形象价值、情感因素、亲切感。
判断题 大众传媒的麻醉功能: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负面功能。它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当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在读、在听、在看、在思考,但是,他们却把这些活动当做行动的代替物。他们有知识、有兴趣,也有关于今后的各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吃完晚饭、听完广播、读完晚报以后,也就到了睡觉的时间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判断题 非故意的失实新闻,对媒体的形象没有损害。
判断题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判断题 一般我们网页默认的字体是黑体()
判断题 MC:照相机镜头多层镀膜标志。
判断题 根据关于钱学森谈“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问题”的文章写一篇评论,1000-2000字。附材料: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国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规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得是要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模式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是。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这里的学术气氛非帯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上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亞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我本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边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谭家祯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孜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亨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绝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核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复杂问题。所以人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解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能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示例如下:没有大师,大学咋培养出创新人才?文目国昌钱学森晚年对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忧虑、对一些大学的评价等,在媒体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热议。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将进一步带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办好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等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在讨论。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议来议去,好像真正落实下来的措施核办法不是很多。相反听到、看到的却是大学里楼房盖了多少、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多少、又扩招了多少学生等。至于说这个大学的特色是什么、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教师、培养出了多少有贡献的人才等,虽也有点“动静”,但似乎很少、很少。这样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办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现在我们实在应很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考虑这个问题,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似有警醒作用。他说: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此话虽短,但却深刻地道出了办好大学的实质。办好一所大学,无疑需要很多条件。诸如良好的生源、一流的设备、充足的资金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癿是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要有大师级的人物,此乃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办好大学的根本保证。师者,传道释疑解惑之谓也。然师有高下之别、大小之分。大师者,必是学术造诣高深之人,必是教授方法灵活之者。由这些大师来执教,授课之精细,究学问之高深,导研究之巅峰,效果俱佳自不待言。所以,中外一些大学都在聘请大师上不遗余力,招贤纳士,以壮实力。当年北大在蔡元培先生主政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着力聘请社会上不少知名教授来校任教,使北大声名鹊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也深谙此道,他说,他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从世界各地请到大师级教授来校执教。哈佛大学在这方面更不落后,迄今已吸引来130个国家的5300多名一流学府的教授来校担纲。由此观之,力建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已成为当今时代之潮流、办好大学之要旨。师者,需名实相符,具有真才实学。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论及文章时曾言:“文章如金精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大师级教授也是如此,非自我标榜能凑效,它有一定的宏观标准。因而在聘任上务必要精挑细择,实行竞争上岗。这里,容不得“滥竿充数’,来不得迁就照顾,更不允许巧立名目,暗度陈仓。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一支高质量、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形成。相形之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呢?重学历、看学位,这一点是做到了,不具有学士学位就别想到教室讲课。但博士中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教授虽学问不错,但用在本校教学的时间斿闱不是很多,更别说给本科生讲课。还有一些人是“满天飞”,一个讲稿到处演讲,赚点钱财了事。如此情形,怎么能有大师级的教授产生呢?而没有这些大师级的教授,又怎么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呢?大师级教授,为大学之所需。现在应把这个问题摆上日程进行解决。只有将之认真做好、做实,刌则大学才真正有望矣!当前各大学正处于竞争发展时期,是甘居中游,缓慢前行?还是脱颖而出,卓然而立?其中重要一条就在于是否形成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培养出大师级的教授。此举已成为当务之急、迫在眉睫之事,望各大学的校长们思而行之,着力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判断题 请就禽流感或2005年的重大矿难事故及其社会影响写一篇新闻评论。示例如下:官煤勾勾结何时了顾兆农8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草案)》。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高度负责,同事也说明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制定《特别规定》这种更加严格的制度和更加严厉的措施来予以保证。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贯彻落实《特别规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一条是“要坚决打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严厉查处安全事故中的腐败行为”。几天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报告时也提出,要惩治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防止重特大责任亊事故的发生。会上有同志说,“每一次矿难几乎都发现了权钱交易。湖南一位市委书记赴任之始,对当地煤矿进行了大量的暗访后发现,官煤勾结在这个市的部分地区已经相当普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党政干部和执法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多种形式参股分红,和矿主结成一各利益共同体,从而成为这些矿主违法私挖滥采、违章操作的保护伞;另一种就是受贿,从矿主那里得到好处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矿主私挖滥采。官煤勾结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对采矿权,市、县两级政府都有权审批,并且市、县相关部门还具有对煤矿生产进行管理和监督等职能,矿老板欲发横财,必须买通“官”路。另一方面,煤炭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能源,市场供应一直比较紧张,价格不断上扬;而低水平的煤炭开采,成本极低一一矿工大多是农民工,尽管在高危的环境里作业,却没有相应的劳动保障和安全保障。这一高一低,带来的时巨大的利润。有人估算过,如此开采100万吨煤,毛利高达1亿元!巨大的利润空间,是不法矿主铤而走险、官煤勾结的基础。这一现象已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强调要认真查处煤矿安全生产和煤矿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本通知下之日起1个月内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查处腐败现象及“撤资令”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但也应该看到,官商勾结、搞权钱交易等等,有着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和隐秘性。官煤勾结只是官商勾结在煤炭行业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指望一查就清、一“令”就改,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从煤矿的管理体制上寻找原因,更多地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比如,有人提出,应该设法增加审批的公开性、透明性等等。事故频发的小煤矿生产,是一种违背科学发展观,也违背法律法规的粗放型经营活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切实遏制粗放发展的冲动,只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煤炭行业的发展,才能使这个行业走上良性发展、规范经营的轨道。(文章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