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在法庭判决前，涉案当事人在报道中不能被称为“罪犯”，而是“犯罪嫌疑人”，不应用定罪倾向的描述，如“罪大恶极”、“拒绝认罪”等。（）

判断题 报道角度：报道角度，是指新闻报道的切入点、侧重点。构成事物的各个因素和各个侧面，都是新闻报道可以选择的角度。选择报道角度，实际上就是选择揭示蕴藏在事实中的新闻价值的具体途径。它关系到一篇新闻报道是否能够有夺目的光彩，是否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对于一个具有新闻意义的客观变动，如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表现，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

判断题 微博矩阵也可以根据企业团队组成人员、领导职务来建立子账号。()。

判断题 小孔成像的原理是（墨子）在（《墨经》）一书中提出的。

判断题 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判断题 “第四等级”又称第四阶级，是指新闻界的社会地位，源于18世纪的英国。1772年，英国记者经过多年的奋斗，获得国会旁听权，可以公开报道议员的发言和辩论，记者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认为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比那三个阶级都重要。此观年为西斱新闻界接受，并解释为报业是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机构以外的政店第四部门，即“第四权力”。“第四权力”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思想家杰弗逊最早提出的。

判断题 通讯的定义通讯与消息一样，是重要的新闻体裁。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手段，具体、生动、形象反映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一中新闻报道形式，属记叙文体，具有内容真实详细具体、形式自由灵活、表达方式多样、语言生动形象等特点。通讯是报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新闻媒体最常用的文体。通讯由“通信”发展而来。在上世纪初，为弥补消息难以提供详情之不足，为满足读者知情的深层需要，作为消息补充开展开的“通信”兴盛起来。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演变成为现在的新闻体裁——通讯。我国的通讯写作，继承了古代纪实文学的实录精神和表现手法。但早期“通信”基本是详细的消息，文学色彩和政治色彩都不浓。从早期“通信”到现代通讯，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清朝末民国初，以名记者黄远生的北京通讯为标志。辛亥革命之初，黄远生居北京，上海的《申报》、《时报》等，都想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获取新闻，竞相邀请黄远生为撰稿人。《申报》从1912年起开辟《北京通讯》专栏，刊登黄远生的报道。黄远生的通讯，政治色彩很浓，夹叙夹议，生动活泼，风靡一时，在通讯体裁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已具备了现代通讯的基本风骨。第二阶段：从黄远生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新闻通讯这一体裁得到迅速发展，写人、写事、写地方风貌，也工作中的新经验、新问题；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对话乃至独白，各种手法融于一体。这一时期的通讯，形式更加多样和完善，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抒情、评论色彩。虽有“左”的阴影，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是新闻通讯体裁的成熟期。著名的代表作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第三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新观念、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开拓、展望，也需要回顾和总结。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新闻事业的变革。新闻通讯的体裁从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重大进展。就形式而言，系列报道发展很快；就内容来说，探讨新问题一类的报道显著增加。这一类报道往往触及到社会深层观念、意识。比如《人民日报》关于深圳特区的系列报道《效率》、《工资》、《物价·货币》等，《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光明日报》的《关于土地问题的通讯》，新华社的《第二个高度》等等，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思辨色彩，被称为深度报道，正是时代特征的反映。通讯与消息一样，许多新鲜的事件靠它来传播，许多重要的典型靠它来报道，许多精彩的场面靠它来描绘，许多迫切的问题靠它来探讨。通讯这种形式常常是抓住新近发生的典型事物、重要事件，从一个侧面或一个角度，写出一种思想、一个人物、一种经验、一个问题，具体深刻，生动感人，引发启迪。

判断题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S·霍尔、D·莫利等人为代表。（2）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基本观点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简单而言，“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③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的”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而言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④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prefered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