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识别消息类型：事件性消息、非事件性消息、描写性消息、分析性消息—解释性消息、新闻述评

判断题 记者调查研究与其他职业的调查研究相比，有何相同点?各行各业都有调查研究的问题，记者的调查研究与其他行业的调查研究相比，也有着一定的共同点。（1）从指导思想上看，各行各业的调查研究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为指导和方法，是关系到调查研究的灵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一切革命工作的调查研究，变有在它的指导下进行，才能达到正确认识客观观世界的目的。（2）从目的看，各行各业的调查研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谓解决问题，都服从一个总的目的，即认识和改造宏观世界。不同点在于具体地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样，不同行业的调查研究就会带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党委部门的同志一般是为了了解某方面的情况，总结某方面的经验，制定某方面的政策，指导某方面的工作，解决某一面的问题去进行调查研究的。他们在进行调查研究时，采取了适合他们完成任务的工作方法。

判断题 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甚至要比采写的基本技巧更加重要。39

判断题 副光，又叫辅助光，是用以补充主光照明的光线。

判断题 光圈与景深成反比，光圈大，景深小：光圈小，景深大：

判断题 试分析《别了，司徒雷登》的文采。附材料:别了，司徒雷登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一一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整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还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一一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所谓“三民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是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为什么不采取第二套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恶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里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人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不遗忘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地区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来看，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一一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一一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晦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他，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他，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他，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着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奔溃的惨境。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1）讲究措辞，巧用典故和文言古语中国古人写议论文很讲究修辞。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新闻评论也要讲究修辞，使之富有文采。新闻评论常用的措辞手法是比喻，即喻证法。此外，还可以运用设问、排比、回环等修辞手法。文言古语，只要引用得当，也可为评论增色生辉。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引用不少文言和成语，诸如“不得已而求其次”，“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拍案而起”、“横眉冷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此文还借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此语原出于李密的《陈情表》，把司徒雷登孤立无依、四面楚歌的处境表现得非常生动贴切。（2）多用有表现力的群众语言丰富多彩的群众口语是语言的海洋，也是学习语言的重要源泉之一。许多精彩的群众口语，略加整理，就是有用的评论语言。用群众语言表达某种思想，往往能收到生动传神、简洁明了的效果，引起读者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鸣。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群众语言，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许多生动的有表现力的口语词汇，幽默的文字使人们读后不禁含笑而起。文中美国的救济粉“吃下区肚子要痛的”，伯夷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是“开小差逃跑”，讽刺司徒雷登为“大使老爷”，他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却坐着不动，睁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结果“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等。由于运用这些生动传神的口语，相当于在一项桂冠上镶嵌许多闪光的珍珠，使文章更加夺目。

判断题 根据关于钱学森谈“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问题”的文章写一篇评论，1000-2000字。附材料: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国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规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得是要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模式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是。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这里的学术气氛非帯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上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亞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我本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边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谭家祯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孜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亨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绝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核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复杂问题。所以人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解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能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示例如下:没有大师，大学咋培养出创新人才?文目国昌钱学森晚年对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忧虑、对一些大学的评价等，在媒体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热议。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将进一步带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办好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等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在讨论。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议来议去，好像真正落实下来的措施核办法不是很多。相反听到、看到的却是大学里楼房盖了多少、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多少、又扩招了多少学生等。至于说这个大学的特色是什么、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教师、培养出了多少有贡献的人才等，虽也有点“动静”，但似乎很少、很少。这样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办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现在我们实在应很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考虑这个问题，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似有警醒作用。他说: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此话虽短，但却深刻地道出了办好大学的实质。办好一所大学，无疑需要很多条件。诸如良好的生源、一流的设备、充足的资金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癿是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要有大师级的人物，此乃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办好大学的根本保证。师者，传道释疑解惑之谓也。然师有高下之别、大小之分。大师者，必是学术造诣高深之人，必是教授方法灵活之者。由这些大师来执教，授课之精细，究学问之高深，导研究之巅峰，效果俱佳自不待言。所以，中外一些大学都在聘请大师上不遗余力，招贤纳士，以壮实力。当年北大在蔡元培先生主政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着力聘请社会上不少知名教授来校任教，使北大声名鹊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也深谙此道，他说，他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从世界各地请到大师级教授来校执教。哈佛大学在这方面更不落后，迄今已吸引来130个国家的5300多名一流学府的教授来校担纲。由此观之，力建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已成为当今时代之潮流、办好大学之要旨。师者，需名实相符，具有真才实学。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论及文章时曾言:“文章如金精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大师级教授也是如此，非自我标榜能凑效，它有一定的宏观标准。因而在聘任上务必要精挑细择，实行竞争上岗。这里，容不得“滥竿充数’，来不得迁就照顾，更不允许巧立名目，暗度陈仓。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一支高质量、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形成。相形之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呢?重学历、看学位，这一点是做到了，不具有学士学位就别想到教室讲课。但博士中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教授虽学问不错，但用在本校教学的时间斿闱不是很多，更别说给本科生讲课。还有一些人是“满天飞”，一个讲稿到处演讲，赚点钱财了事。如此情形，怎么能有大师级的教授产生呢?而没有这些大师级的教授，又怎么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呢?大师级教授，为大学之所需。现在应把这个问题摆上日程进行解决。只有将之认真做好、做实，刌则大学才真正有望矣!当前各大学正处于竞争发展时期，是甘居中游，缓慢前行?还是脱颖而出，卓然而立?其中重要一条就在于是否形成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培养出大师级的教授。此举已成为当务之急、迫在眉睫之事，望各大学的校长们思而行之，着力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判断题 记者招待会采访：记者招待会，通常有一位主持者（也称新闻发言人，有时也会带上几位助手）在会上现发布某项（或某几项）新闻信息，然后回答众多记者的提问。有的只发布信息，不接受记者提问。有的主持者先不发表讲话，直接由记者提问。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提问，有的是事先提出问题，让主持者准备好来回答的，但更多的是即席提问。记者招待会采访的运作要求有:①会前要摸清意图，以便考虑是否出席，并且做好对有关间题的研究和准备;②提问要开门见山，要讲究“质量”;③要仔细观察，认真记录。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除了要会问、会听之外，还要注意会观察，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