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宣传效益的因素:任何宣传都是为了达到预定的宣传目标即争取良好的宣传效益,宣传的7个环节是决定宣传效益的七个因素:
(1)宣传者—谁来宣传(who)。
这不但指某一个人,也包括一个团体或宣传机构(例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宣传者不但是宣传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切宣传的信源,而且宣传者的自身形象是决定宣传成败的重要因素,在有些情况下,是决定性因素。宣传者的自身形象主要是指宣传者在受众心目中的信任度,信任度和宣传效益成正比。
(2)宣传对象—向谁做宣传(whom)。
宣传对象是一批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认知结构,有自己的记忆和思想。对十一切宣传,他们会做出能动的反应。在整个宣传活动中,他们是积极的参与者,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宣传过程。宣传对象是宣传效果的承担者,也是宣传效果的最后鉴定者。
(3)宣传内容—宣传什么(what)
在宣传效益中,起最后决定性作用的是宣传内容。这包括:宣传者是宣传真理还是宣传谬误;宣传者是提供真实材料、向受众讲真话还是弄虚作假;宣传内容是维护人民利益还是损害人民利益。
(4)宣传场合—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什么地方做宣传(where)
从宏观的社会背景而言,有封闭环境和开放环境。在封闭的环境下,信息渠道单一,外界的干扰小,没有竞争性的或敌对性的信息、观点,宣传就容易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开放的环境下,信息渠道多样,各种各样竞争性的或敌对性的信息、观点都设法争取受众,受众的思想比较复杂,宣传要取得预期的效果就比较困难。善于组织和选择具体的宣传场合是取得预期效益的重要一环。
(5)宣传时机—在什么样的时机做宣传(when)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宣传需求是不同的,宣传效益也不同。例如,在局势动荡时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人们急于寻求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的宣传对于受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局势平稳时期,信息的透明度高,人们对自己已有的思想观点充满信心,强化宣传是最易被人们所接受的。在遇到挫折、遭到困难时,人们感到老的一套办法不灵,人心思变,就比较容易接受革新宣传,对强化宣传会产生厌烦。
(6)宣传动机—为什么要宣传、要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目的(why)
宣传要取得成功,动机必须纯正,那就是要为人民利益而宣传。为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广大群众利益,或为个人自私的目的而进行宣传,那必然口是心非,这样的宣传终究要失败。
(7)宣传方法—怎样宣传(how)
这包括所采用的媒介、途径和宣传的手段、技巧。任何宣传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途径,采用一定的手段、技巧。问题在于宣传者是否运用得当、运用得巧妙。各种媒介、途径各有特点,宣传的手段、技巧也多种多样。
宣传的成败是上述七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次成功的宣传中,可能有其中的一两种因素起突出的作用,但并不等于其他因素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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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①报道对象的变化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一一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②报道理念的变化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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