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实际分析当前电视新闻中大量使用隐性采访的利与弊。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或亲身感受的方式,对新闻事件进行采访。
(1)隐性采访的利
在记者获取新闻素材的过程中,隐性采访是一种频繁使用的特殊采访方法。它可以使记者获得通过正帯采访无法获得的素材,因而受到即者的青睐。通过隐性采访获得的新闻事实比较周详,舆论监督的力度也比较多。同时,周详的新闻事实也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隐性采访的线索大多来自社会成员的举报,社会各阶层成员及时全面地向新闻记者提供新闻采访线索,形成全民参与。隐性采访也是受众欢迎的一种采访方式,通过这种采访手段采获的新闻, 受众有较高的收受兴趣。
(2)隐性采访的弊
①容易导致记者伪造身份。例如为了了解某公司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记者伪造身份,冒充无业人员前往应聘,与之签订劳动合同。这种伪造身份不同于不公开身份,不公开身份是记者以普通人身份从事某项活动,如作为乘客了解售票员的朋务态度,或作为病人查看医疗人员的工作质量。而伪造身份是把自己扮成一个特定的人员,这样往往会扰乱公共秩序。
②容易导致记者虚构事实。如为了测试报警系统的反应,记者假称自己在某地遭遇歹徒,观察警力的配备是否充实,反应是否敏捷,而伪造身份、虚构事实,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它本身就带有违法性。
③容易导致对他人的骚扰。例如调查微波炉生产厂家售后朋务的承诺能否兑现,大雨天要求厂家派员前来检修,检修人员上门后才发现自己被愚弄。还有,为了检查夜间急救的朋务质量, 拨打急救车的热线电话,以此来计算到达时间,即不考虑这样做很可能会延误对其他病人的抢救。凡此种种,都是对公共生活的侵扰,违背了关注和促进公共利益的本意。
④助长了受众的偷窥心理。无论是电规,还是平面媒体,隐性采访主要就是通过偷拍、偷录、偷听等手段获取社会素材。这些手段的运用,无形中构建出一个对读者、对听众仿佛无处不在的“象征性现实”,而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不实际存在的宠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多的偏离,长期地、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现实观。
⑤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隐性采访的长期广泛使用,虽然树立了一些名牌栏目和以尖锐著称的报纸,受到了民众的欢迎,提高了媒介的信誉。但也正是隐性采访构成了对媒介公信度的威胁。一方面隐性采访频频侵权。另一方面,造成了媒体的“双重标准”。媒体可以运用偷拍偷录的隐性采访方式,也可以假冒身份去欺骗被采访的人,却不允许被采访对象有欺骗行为;还有的报纸电规,对社会的偷窥行为进行批判,自己却毫不顾忌毫地使用偷拍偷录;媒介对一些社会现象和事件进行道德审判,却从来不对自己进行道德审判。媒介的这种双重标准,引起受众的反想,大大降低了媒介的公信力。
⑤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隐性采访较于显性采访的一个最多的优势就是真实性更强。它所带来的那种真实感是受众无法抗拒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最大的优势上,隐性采访陷入了一个“怪圈”一一这样得来的材料就客观了吗?公正了吗?甚至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间:眼见为实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副教授斯托金认为,目击者的叙述虽然比道听途说更加可信,但并不总是可靠的。在采访中,观察是一个主要方面,但感性的真实往往不能代替理性的真实。“偶一为之”或者“惊鸿一瞥”都可能使获得的认识带有片面性。如果记者再缺乏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理性分析,即使是用了隐性采访法,他所报道的新闻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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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分析下列评论观点并提出你的看法,要求篇幅不超过800字。附材料:时评需要更多样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最近,“时评”这一现象引发了争议。有论者尖刻地批评这是一种“脑残”文体。当然也有不少人肯定这一文体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讨论凸显了这一文体对于社会的独特意义,显示了其影响力已经不可忽视。时评目前已经成为报刊等传统媒体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舆论的重要部分。不论是传统的主流报刊,还是近些年流行的都市报刊,现在都高度重视言论的社会影响,几乎都有专门的时评版面,也有一些时评认开始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欢迎。这说明无论是报刊本身的选择,还是读者的需求,时评的流行都已经成为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时评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快速反应,也往往是从一个具体的事实出发对于社会趋势的分析。不少时评能够切中时弊,表达公众的意见,反映民意的走向和民生的现实要求,对于社会有相当积极和正面的影响。同时,时评也是传统纸质媒体和互联网网“打通”的成果。一些互联网上网上的“网评”,由于其特色而成为了报刊争相转载的对象。而报纸上的“时评”,如果有影响力,也会在网络中形成转载和跟帖的风潮。而一些网络评论的写作何者也由于其文字清新或辛辣而被传统纸媒所倚重,成为专栏作者。这样在网上网下形成了相互支撑的互为犄角之势,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的空间,对于社会充分了解公众的意见有极为正面的价值。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快速变化,经济情况和社会趋势的变化也相当迅速,,所以公众对于快速反应的时评有着强烈的需求。是评往往价值观明确简单,对于问题的看法直接了当,是一种充满了“确定性”的文体。这对于公众在复杂生活中寻求某种确定性是有相当的帮助的,也对于公众确立自己的价值判断,参与公共事务有相当的意义。因此,简单地否定时评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一些否定时评的言论其实也是被当作时评发表的,这其实也说明了时评的价值和时评作者们对于社会的贡献。但时评当然也有明显的局限。我想时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时评多数是由由一些时评人写成,他们对于时评文体有很好的掌握,但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简单化,往往倾向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以及只求痛快淋漓、不求宏观理性的策略。时评具有网评般的尖锐犀利,也有网评的一清二白。时评往往从一种情绪化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以网络博客和跟帖的风格来理解事物,常常结论来得过快过大。期望见微知著,却难免无限夸大;期望深入浅出,却难免言过其词。这样的文体风格对于一望而知的丑恶现象进行抨击和鞭笞是有所贡献的,但对于今天所面临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各种矛盾纠结的多重现象的复杂性的认识,却难免缺少宏观理性的态度和具体入微的分析。其次,时评往往缺少第一手的资料和对于社会问题的切实观察。往往仅仅依靠一些互联网中或媒体中的报道来发表意见,二是容易捕风捉影,过度引申,往往和实际情况有相当的距离。这可以说是时评当下所表现的明显弊端。时评往往可以帮助宣泄公众的情绪,却无助于公众对于事物复杂性的深入体察和理解。有这样的弊端,其实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并不应该简单否定时评的贡献。现在所需要的是时评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有弗里德曼这样的名记者,也有克鲁格曼这样的大学者。像记者这样接触第一手现实材料的人写出的时评往往有强烈的现实感,而学者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对于问题的复杂性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可以让更多记者和学者加入到时评人的行业之中,这样,时评就有了更多的不同意见互相参照和互相对话,显然有利于时评的多样化和丰富化。当下时评的问题不是应该做“减法”,让现在的时评压缩,而是要做“加法”,让更多的不同的人来写时评。这样,社会舆论的空间才会扩展,而舆论的理性和客观性才可能实现。“忽如一夜春风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这句话话来形容眼下的时评专栏,可谓是再贴切不过了。大小报纸纷纷开辟以“时评”为名的评论专栏。其中办得较为出色、影响较大的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文汇报》的《文汇时评》、《南方周末》的《方舟时评》等。这种时评热让笔者想起了上个世纪初,中国新闻史上曾经有个一次时评热潮。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首立时评栏目,使时评这一文体风靡一时,《中国日报》、《民报》、《神州日报》、《苏报》等一批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报纸都曾大量发表时评文章。比较两者的背景可以发现,眼下的时评热也和当时经历着一样的背景,正如作者在文中指出的:“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化造成了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快速变化”。由此,作者分析时评这种文体的特点与当下环境的契合,“价值观明确简单”、“对于问题的看法直截了当”这样的特点使得时评能够适应当下的受众寻找确定的价值观,做出直接的判断。但是在后文中,作者也分析了时评的局限并将其归纳为两点:首先是由于时评人对于问题看法过于简单,且易用宣泄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次是时评人缺乏第一手资料,容易捕风捉影,过度引申。在文末,作者也提出完善时评这种文体的措施:进一步扩大时评的空间,让记者和学者等专业人士加入时评人的行列。全文的评论很好的坚持了辩证法的观点,没有孤立地看待时评热这一现象,而是客观分析其特点和局限,并且提出补救的措施,本文的评论有理、有节、有致。时评作为一种新兴的评论文体,固然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这也是新兴事物的通病。对于这种通病,一味地打击、揭露恐怕也是不恰当的。比起批评时评的不足,给时评的发展提出一些创造性的意见才是应该鼓励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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