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范围。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
“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下、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大众媒介以其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描绘了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而广大公众却在不曾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图景以及附着于其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
由此可见,在李普曼眼中,公众是事实的“局外人”,他们接受信息的自由仅限于被媒体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中。
(1)“拟态环境”由被媒介精英操纵走向公众参与构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①在现代社会,公众仅凭自己的能力无法认识广阔的客观世界;②传播者与受众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基于以上两个预设可以看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实质是指在公众无知、缺乏理性和行动力的情况下,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纵而构建的信息环境。但这个理论的成立是在李普曼取消了公众的理性主体和传播主体之后才成了顺其自然的逻辑现实。但“拟态环境”的理论缺陷首先在于把人类社会盲目简单化,其次还夸大了公众理性和行动力的缺失。
人类社会是多样的、复杂的。李普曼简单地把一部分人想象为理性的人或另一部分人为非理性的人有失偏颇。人是社会和历史的行动者。无论是由理性控制的人,还是由欲望、情感所导引的人,都是片面的人。真正构成社会动力的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是同世界建立起来各种各样关系、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体,不是接受少数“社会贤能”理性导引的“局外人”,而是自然潜能充分发展、社会关系高度丰富的交往主体。因此,人在传播领域也不能被简单的分为二元对立的传者与受者。在当代语境下,传者与受者还存在着信息互动、角色互换的关系。李普曼对公众理性认知能力消极否定,并持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从而就消解了公众与少数“社会贤能”作为理性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平等权力。历史地看,李普曼所指的媒介精英会极具理性、着眼全局利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实质上,李普曼把“社会贤能”、“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想象成了集中人类品德、理性与良知的代表。
在当下的信息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自由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变成制度设置,公众的信息渠道和交往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随之而提升的是他们运用理性关注世事的能力。李普曼“拟态环境”中处于20世纪初的可以被社会精英随意操纵的公众已为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有着交往需求和行动能力的公众。这些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会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参与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的构建。
(2)“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
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的20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独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经媒体操作进行选择、加工的“信息环境”是具有内部统一性的即结构化的特征。在当代,公众参与构建冲击了“拟态环境”的结构化特征,从而出现了“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是指“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在当今时代,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里增加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升给信息环境带来两大变化,一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二是信息把关的弱化。
网络是崛起中的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它是促使“拟态环境”出现非结构化趋向的主要动力。网络是一个自由的信息平台,甚至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模拟。相对于传统媒体,公众可以在网络上更自由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他们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他们会对当前的信息做出判断而有选择的接收,甚至会否定已有信息的真实性,动用网络的力量扩展交往范围或亲自行动起来去挖掘信息。如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兴起及“躲猫猫”事件中网友们的亲自调查就是例证。另外,网络还是一个发布平台。公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布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行为既扩大了信息环境中的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多样性。
网络信息的海量在事实上弱化了信息的把关功能。把关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信息内容的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过滤和加工,也使得信息的内容更加原生态。
在信息渠道多元化和信息把关弱化的环境下,公众发布信息出于各种动机,其信息形式和内容也相对自由。他们不同于传统媒体受相对统一的新闻价值观和发布信息所固有的逻辑模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影响。因此,公众的信息呈现多元化、原生态的特征;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却显得这些信息不成一个逻辑整体。
(3)“拟态环境”理论的重建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是基于个人经历及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而提出的,但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公众处在对媒介的未启蒙状态,当他们相信了媒介提供的那看似符合理性与逻辑的一切事实,会渐渐地形成媒介依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少思考,甚至不思考。这样就出现了一位美国作家所观察到的电视转播月食的可悲景象: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像”。于是,人越来越异化,成了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公众被媒介精英操作也就成了必然。
历史地分析,李普曼只是从媒介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的媒介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李普曼把社会精英塑造得能力非凡,而只把受众当作击而必中的靶子。现实中,受众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行动力。他们不会对“拟态环境”不加判断就全盘接受,更不会根据自己所不相信的媒介真实去做出下一步行动。在现代,李普曼所谓的被社会精英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已转变为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种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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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融合新闻生产与朴素理论融合新闻生产带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新闻界,传统媒体的全媒体发展,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和扩张.都使得新闻的生产呈现出了爆炸式的繁荣景象。但与此同时,对于融合新闻生产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过,融合新闻生产能否提高新闻质量,能否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以及受众在新闻生产中能否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都成为新闻业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本章主要从新闻价值理论、新闻策划理论、新闻采访理论、新闻报道理论、新闻传播理论等五个基本理论亦即朴素理论角度去阐述融合新闻生产是如何促使好新闻诞生的。融合新闻生产的价值理论同新闻生产关系最紧密的朴素理论是新闻价值理论。最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才是媒体最需要的,也才是受众最喜爱的。因此,好新闻的第一标准就是新闻事实本身具有的能够引起社会大众共同兴趣的新闻价值要素。一、新闻价值:新闻生产者的视维新闻是指传播满足受众需要的已经、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社会信息。新闻是对社会信息进行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标准就是新闻价值观。“新闻价值”的概念是西方新闻学界首先提出来的,徐宝璜早在《新闻学》(1918)—书中认为:“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余家庆主编的《新闻学词典》认为:“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即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的总和。素质的级数越丰富越高,价值就越大。”新闻价值素质也叫新闻价值要素和新闻价值标准,是指新闻事实本身所具备的广为传播的主要价值因素,是新闻传播者对新闻事件进行选择的主要依据。普利策主张记者去采集“与众不同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浪漫的,动人心魄的,独一无二的,奇妙的,幽默的,别出心裁的,适于成为谈资而又不至于破坏高雅的审美观或降低格调的,尤其不能损害人们对报纸的信任……”的事实。美国学者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提出了新闻价值的六个要素,它们是:①影响:很可能影响很多人的事件;②时间性:最近发生的或者正在进行的事实;③声望:涉及著名人物和机构的事件;④接近:发生在传播或广播地区的事件;⑤冲突:反映人们或组织之间的冲突的事件;⑥异常:极其偏离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想象的事件。现在,中国新闻学界倾向于将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列为五项,并同五个新闻价值规律相对应:①时新性(timeline)——“时新律”:事件发生和公开报道之间的时间差越短,新闻价值越大;内容越新鲜,新闻价值越大。②接近性(proximity)—“接近律”:事件发生的“距离”(包括地理空间距离和文化心理距离)越近,新闻价值越大。③显著性(prominence)——“显著律”:事实信息涉及的报道对象(包括人物、团体、地点等)的知名度越高,新闻价值越大。人物知名度与事件性质之间的关系公式是:名人+寻常事=新闻;普通人+不寻常事=新闻;名人+不寻常事=大新闻;普通人+寻常事关新闻。④重要性(significance)—“重要律”:指事实信息的重要程度。内容越涉及国计民生,越与人们的利害攸关,新闻价值越大。⑤人情味(humaninterest)——“趣味律”:事实信息越能引发人们的兴趣或喜怒哀乐的情感反应,新闻价值越大。当代传播科技特别是媒介融合的潮流不仅改变了传播生态、社会生活,而且也改变了新闻价值观。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成员早在1980年的《新闻写作教程》中就明确指出:“近年来新闻价值的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在继续发生变化。”他们的根据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件事的新闻价值是由传统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们也看到,新的标准如何在发展,新形式的报道如何与传统的‘正统’新闻争夺版面和读者的兴趣。我们也注意到新的变化使新闻工作者面临困难,但同时也为他们创造新的机会。”刘建明教授认为,“这里所说的新的新闻价值标准正是现代新闻价值标准”,进而认为“记者判断新闻的标准就是新闻价值”,传统新闻价值观面临着自我颠覆的命运。叶育登质疑刘建明时认为:“刘教授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旁征博引的知识视野,令笔者叹服。但在刘教授建构所谓的现代新闻价值理论方面.笔者却认为刘教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这个错误简单地讲,就是将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混为一谈,从而使‘传统新闻价值观的自我颠覆’这一核心论点无法得以确证。”刘建明教授随即撰文反驳:“说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把‘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混为一谈’。读完‘叶文’,没有发现叶先生如何把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明显地区别开来,也没有对记者判断新闻的标准就是新闻价值这一论点给予逻辑论证,仅仅再次重复了传统新闻价值说那些陈旧的结论。这样,他的论述不能不多处自我颠覆、陷人悖论的自我循环。”此后陆续有学者介人新闻价值的讨论,这在客观上导致对新闻价值评价标准的质疑与反思,中国新闻界长期奉行的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人情味等“五要素”说再一次被放在了聚光灯和显微镜之下,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缺陷被放大了,本来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被突出地摆在面前。人们发现,今日大众媒介中,甚至许多主流媒介中都用很多的时间和篇幅报道了无法用传统价值标准衡量的新闻.各种生活类新闻、娱乐类新闻、体育类新闻、名人轶事、八卦新闻等充斥媒介。“这些报道往往不包含冲突,也很少猎奇,而是有关公众日常生活的新闻。这类被称为‘生活方式’的新闻将继续拥有读者,甚至拥有更多的读者。”新闻价值理论是对新闻本质的一种描述,它来源于新闻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它又不是新闻生产的标准化守则。因为,不论是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人情味等“五要素”说,还是影响性、时间性、显著性、接近性、冲突性、异常性等六要素说,其实都是相对的、模糊的和难以具体衡量的概念。如果说新闻报道的价值在于“时新性”或“时间性”,那么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人数在十几年后才被报道出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这则十多年前的旧闻是不是就没有新闻报道的价值呢?“接近性”标准看似一个可以从地理角度上进行量化的概念.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简单。血缘和族群上的接近就可以跨越地理空间的界限,让受众关注万里之外的一举一动。战争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打响了,中国受众会关心侨胞们的生命安全和中国政府的撤侨行动.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使得即便远在万里之外也有感同身受的接近性。同样,人咬狗之所以被称为新闻,而狗咬人则没有报道价值,也是因为相对于人咬狗而言,狗咬人是无足轻重的大概率事件,人们无法想象在怎样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上演人咬狗的闹剧。新闻传播都存在“地方新闻的悖论:读者越少,利润越多”。甚至“有些小型周报在很大程度上只依赖新闻发布会,根本没有独立的、调查性的或批评性的报道”,更别说要它遵循什么新闻价值规律。因此,在新闻生产中,新闻生产者显然不可能拿着新闻价值要素的尺子去找新闻,面对瞬间即逝的新闻事件对它们进行逐个的新闻价值评估,然后再决定是否报道和怎样报道。用这样的方式即便找到了新闻,这新闻或许已经成了旧闻。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新闻事件也都是有一定新闻价值的,只是它们的新闻价值各不相同、互有差异而已。在具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有经验的新闻生产者总能通过自己的感知、比较和判断找出深藏平常新闻内部的新闻价值要素,把握、权衡并决定不同新闻信息间的价值差异,进而决定后续新闻生产的过程。总之,从新闻价值本体研究出发的评价标准已经有些脱离融合新闻生产的实际,已经不能原封不动地用来指导今天的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无法指导融合新闻生产的实践。一切事物都在与时俱进,新闻价值五要素的内涵也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时代要求,不断更新和拓展。媒介融合的新形势急需建构一种综合考虑各方面需要和情况的、更为科学并具有实用性的当代新闻价值标准。二、新闻价值:新闻接受者的需求谁是新闻价值的最终评价者?新闻接受者!作为新闻信息的最终消费者,新闻接受者有权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选择新闻,判断这一新闻是否真的有意义。如果说新闻价值“五要素说”或者“六要素说”是新闻生产者衡量和选择事实是否可以成为新闻的标准,那么作为新闻接受者也应该有衡量和选择什么样的新闻可以接受或阅听的标准。新闻传播的全部过程必须通过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有机互动才能真正完成。如果只片面强调了新闻生产者的主动地位和生产特点,只强调新闻事实本身包含的素质特点,而忽视新闻接受者的心理需求和接受特点,这既违反新闻传播规律,也不符合媒介市场规律和媒介运营的实际情况。传播学的满足需求理论认为•新闻接受者面对大众媒介不是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者,他们会衡量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和所需要的传播媒介和媒介内容,而且不同的受众还可以通过同一个媒介讯息来满足不同的心理需要,并达到不同的个人目的。因此,不是新闻媒介在作用受众,而是受众在使用新闻媒介。在新闻接受者的眼里,新闻价值并不是新闻事实本身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而是它能满足受众的需要。没有受众的信息接受需要,大众媒介和新闻传播就不能存在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新闻生产的目的和新闻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受众欲知而未知的需求。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书中提岀了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首先是生理的需要,其次是安全的需要,再次是社交的需要,第四是心理需要.第五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的层次由下而上,层级越来越高.紧迫性却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人们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后,会依次提岀更高层次的需要,需要的五个层级总体上可以分为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如果说新闻是价值的体现者,记者是价值的寻找者,媒介是价值的负载者,那么受众就是价值的确定者和受益者。因此,从受众需要的视角分析,所谓现代新闻价值观就是指受众在接受新闻信息过程中满足其需要所表现出的效用。其效用主要表现为:获知性、激励性、实益性、娱乐性。当然,受众是一个模糊的群体,他们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会阅历的公众,对于新闻的兴趣爱好、价值判断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受众是上帝!”“受众中心论。”“受众决定论。”新闻生产者经常以这些口号,或以满足受众需要为借口,越俎代庖地成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判断者。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口味,大量传播刺激感官的低俗、庸俗、粗俗等低级趣味的新闻,媒介充满血腥、暴力、色情、八卦和猎奇的内容,使得新闻媒介的舆论引导作用失去方向,影响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时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换句话说,在传统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新闻生产者与受众之间是缺乏互动的.彼此间没有顺畅沟通的渠道.信息的反馈也是滞后的。新闻生产者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受众在哪里?也不知道受众欲知而未知的新闻价值标准是什么?其信息接收的水准和欣赏品味又如何?所有这些,新闻生产者大多是以己度人,以自身的经验和喜好来推测,以为通过这种换位思考的方式能揣摩、推演甚至深人受众内心得知其需求奥秘,殊不知这种缺乏严格科学实验的换位思考往往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传者的新闻价值标准代替受众的新闻需求标准,往往同受众的真正需求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毫不相干。因此,必须思考将传者的新闻价值标准同受众的新闻需求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从中找到最佳的融合点和交汇点,使其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依存,同时媒介的新闻价值观又能在融合和交汇中适当引领、升华受众的新闻需求走向。在新媒体和网络传播时代,新闻生产者和受众之间沟通交流的渠道被完全打开了,有了真正的融合点和交汇点,并正在慢慢地形成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看到,网络新媒体对于数据的忠实记录和平台的开放互动,已使新闻生产者们可以更轻易地通过比较精确的量化数据了解新闻产品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新闻的点击量、阅读时长、网上评论和新闻转发等数据资料,不仅清晰明白地告诉新闻生产者受众对相关新闻内容的兴趣程度和对新闻内容的评价与期待,而且直观地将受众对新闻价值的感知判断、立场态度呈现出来。原本模糊不清的受众需求在融合新闻生产时代突然间变得清晰,媒体又以点击量、阅读量、评论与转发频次对记者和编辑工作进行打分,从而构成巨大的压力和推力,促使融合新闻生产者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受众和对待工作,更加准确地做出新闻的价值判断。融合化的新闻生产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大数据”的支撑,网络媒体对于受众信息的大体量的收集、存储和分析,使得融合媒介可以对分散和零散的受众进行分析和判断。在传统媒体中只能被推测的受众构成情况,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变得越发清晰而透明,受众的所在区域、年龄层次、阅读喜好、时间选择、关注热点等,都可以被量化和预测,并作为新闻传播商业化市场定位的重要依据。原本不曾被广告部和市场部看好的“分众”“小众”甚至部分特殊受众都被作为某种资源进行深人挖掘和分析,被作为特定的媒介市场领域进行清晰的定位和认真的对待,新闻生产者据此组织生产适合不同人群要求的有针对性的形态多样的内容产品,并进行精准化的产品投送。因此,在当下,新闻价值的标准运用也不再千篇一律,甚至也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五要素”或“六要素”的框架范围,而变得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更加灵活而富有弹性,从而能够让不同的受众群体或小群体受众需求在精细化的小量的新闻生产和传播中得到充分满足。三、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时至今日,不论是从新闻生产者的视野,还是依据新闻消费者的需求,新闻价值标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飞速发展的新闻传播新格局、新生态有点格格不人。因此,为了适应媒介融合的新环境和新形势,我们不能用孤立的、保守的新闻价值观去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而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和互动的观点去审视新闻现象、把握传播本质,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认真研究受众需要,对传统新闻价值标准进行科学审视、理性分析和合理选择。1.比较的观点新闻价值标准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僵硬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新闻价值标准是相比较而言的,是众多的新闻信息、新闻素材在质量、数量、轻重、缓急、主次等各种各样的相互比较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新闻价值性权衡、判断和选择。任何新闻信息都有其自身的比较价值,它们的价值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主或次、或政或经、或文或武、或有教育价值或有娱乐价值等。我们经常看到,传统媒介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却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新闻、爆炸性新闻,而主流媒介拼尽全力采写的重大新闻和热点新闻却被受众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要正确理解和科学运用新闻价值理论.就要不局限于单一主体的特点和需要,要综合考虑传者、受众需要和新闻本身价值特点等各种因素,在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和交融处。这样,新闻生产者就要在采访、写作、编辑和传播的过程中对媒介特点、受众需求、所搜集的新闻事实价值进行综合分析比较、权衡轻重优劣,从而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不断提高对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传统新闻生产时代,新闻素材的采集与获取,与媒介所在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媒介传统、实力、影响范围等要素直接相关。与全国性的外地媒体相比,本地媒体在获取地方新闻资源、把握地方新闻价值方面,显然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国际性、全国性媒体在识别影响全局性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价值方面,也要比地方媒体更具有洞察力和敏感性。也就是说,国际性、全国性媒体记者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对于地方媒介却是重要新闻;而不人地方媒体记者法眼的新闻,有时又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全球影响力的新闻事件,有的甚至可能引发外交纠纷。可见,同样一则新闻.在不同的媒介、不同的记者眼中,其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生产者首先要占有大量可供比较和选择的信息资源,才能形成一个优中选优的良性循环的新闻生产和接受机制。记者掌握第一手的信息资源,与从他人那里获取的第二手信息资源相比.第二手信息资源的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长期缺乏对第一手信息资源的有效掌控,意味着媒体没有核心竞争力,有失去话语权的危险。当然,在今日一般信息资源爆炸、新闻信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并不一定会导致印刷媒体“开天窗”或缩减版面,也不会导致电视节目的停播,更丝毫不会影响网络媒体页面上的热闹非凡,因为有大量的一般性信息可以用来填充多余的媒介空间和媒介时间,但新闻资源的不足一定会带来新闻价值标准的下滑、错乱和一般信息、劣质新闻的泛滥。2.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的世界。新闻价值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甚至也必将是一个新价值观代替旧价值观的过程,尽管这种更新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它符合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客观规律。因此,对于新闻价值观.我们也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认为新闻价值观是一成木变的静止观点。新闻价值观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模糊到清晰、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是新闻媒介诞生以后逐步形成的衡量和评判新闻价值的标准化产物。传统新闻价值观孕育于大众化报纸产生时期。大众化报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面向全社会各阶层、各文化层次的广大读者发行,为了扩大发行、吸引广告,报人们就要思考采访、选择什么样的事实才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兴趣。经过长期摸索,根据他们的经验教训,慢慢总结出以社会大众作为对象,以刊登社会新闻等通俗内容为主的办报思路,报道内容涉及人情世态、逸闻趣事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注重新闻的显著性、新奇性、接近性、趣味性、人情味,尤其注重趣味性。大众化报纸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报纸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事业尤其是报业的发展。但是,大众化报纸过分追逐商业利益、过度媚俗阿世、缺乏社会责任等也常遭到人们的垢病。“西方大众化报纸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不断使新闻商品化的过程,不断利用新闻获取利益的过程。办报刊如同办企业一样,都是为了发财,为了发财,新闻像制造商品一样被‘制造’出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报人们发现,受众对于‘新闻’比对的观点’更感兴趣,越能迎合受众心理、引人兴味的新闻,就愈能获得利润。”传统新闻价值观突出趣味性、人情味、接近性.竭力追逐冲突、刺激、异常,以离奇的事件满足人们消遣、娱乐、发泄、共鸣的目的,这种注重浅层次心理需求的价值观来源于西方社会崇尚的快乐主义价值观。“于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感官享受的带有冲突性、人情味、新奇性、隐私和暴力成为选择新闻时的首要价值取向。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往往是表现战争、暴力、丑闻的作品,原因就在于此。”在中国,一些晚报、都市报等大众报纸也存在过分追求商业利益、追求市场最大化,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将社会责任放到了次要地位的问题。在新闻的选择上,它们追逐冲突、刺激、异常、消遣、娱乐。在版面上,广告所占的比例过大,有些超过40%,甚至由广告数量决定版面数量。在服务对象上,媒介存在“嫌贫爱富”的倾向,它们追逐城市、嫌弃农村,巴结富豪、疏远穷人。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介基本上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城市媒介,媒介生态在某些方面已经城乡失衡。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晚报、都市报等大众报纸的新闻价值观的演化同西方大众化报纸有所不同,它们的演变似乎映照出特定的中国国情,同社会转型的整体趋势相适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比如,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方面的信息,于是大量的无关时效性和显著性、内容平淡、不以猎奇和冲突取胜的生活类新闻进入新闻传播的渠道。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多,人们热切关注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于是那些没有趣味性、新奇性等价值特点,但注重社会矛盾调査研究的深度报道、调查报告、解释性新闻等就大量占用了新闻媒介的空间和时间。还有随着社会逐步进人消费阶段,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面向社会大众的晚报、都市报等媒介,其新闻价值也慢慢向世俗化、通俗化、娱乐性、时尚性和消费性方向转变。这些转变和特性使得这些大众报纸与党报、专业性报纸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当然这与大众报纸不以社会精英而以社会大众为文化服务对象的媒介定位直接相关。总之,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传统新闻价值观必然要转向现代新闻价值观。它要满足受众的各种精神需要: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和提高人的精神活动的能力(获知性);提高人的正义感和生活勇气(激励性);报道大量生活新闻、经济新闻、天气或灾情预报使受众获得实际利益,避免损失(实益性);让人们从新闻中获得乐趣,陶冶性情或得到轻松感(娱乐性)。在媒介融合时代,现代新闻价值观必须继续以一种开放、革新、发展的姿态迎接挑战,勇于接受发展过程中来自各方面冲击所带来的必然改变。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中国媒介和中国记者不仅应该是社会变动的瞭望者,还应该是密切关注自身改革变化的瞭望者。3.整体的观点现代信息传播过程正“由单向传播模式向双向传播模式、互动传播模式和整体互动模式’进化,传播学研究所面对的也不再是孤立的、个别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而是从一定角度、窗口审视和研究‘整个世界’,即它向自己要解决的那个任务的所有现象开放”。同样,对于新闻传播的价值的思考与选择也要采取整体的观点,要从整体、大局、完整、统一等方面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新闻价值的讨论强调从新闻生产、新闻产品和新闻受众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其实正是一种整体研究的转向。它要求我们不能再局限于过去的单一的要素和角度,而要采用立体的全视角的整体的眼光进行审视和分析,从而可以将新闻产品的时效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新奇性、人情味等价值要素和受众需要的获知性、激励性、实益性、娱乐性等价值要素融合、揉搓在一起进行综合的、统一的考虑。在人人都是小广播的时代,新闻价值的体系不仅应该是发展的和变化的,而且应该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还应该是统一的和完整的。因为,从传统新闻价值观念出发,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可能却偏偏又是个大新闻;依据某个地方新闻生产的标准可以成为头条新闻的东西,也许整体观却认为可能是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影响区域大局的不能报道的新闻内容;某些新闻价值要素的特点非常鲜明,但是另一些新闻价值要素却可能具有负面意义。因此,对于新闻价值各种要素的权衡和驾驭,必须从整体的高度进行思考和运用。如今新闻报道的生态环境日趋复杂,媒介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社会敏感性也日益增强,面对新闻报道机会的稍纵即逝,新闻生产截稿时间的不容拖延,群体性报料对新闻报道速度的步步紧逼,谣言四起后媒介辟谣的尴尬无力,媒介舆论监督对象的公关软着陆后的集体失声,新闻从业者迫切需要媒介依据整体观综合运用传统的、现代的,以及当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价值理论。整体观非常重视新闻价值体系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形态的相互关系,认为新闻价值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新闻价值体系的各个要素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传播中则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同时,新闻价值体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形态也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的变化随时影响并建构着新闻价值体系,新闻价值体系在能动地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也反映并建构着社会生态,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4.互动的观点中国文化是一个互动的心场结构,其基本理念是,人世没有超绝存在、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生死之争、没有二元对立主义,人世是一个互为延续和互为关系的互动整体,任何个人对他人都构成延续和互动。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则表现为天、地、人、媒四者之间合一共构、相辅相成、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在融合新闻生产时代,网络互联互通,新闻互动共演.现代传播科技使得任何信息资源都可以轻易冲破空间和时间的阻碍.成为所有媒体、所有人都可以共享、共用的公开信息资源。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成为常态,导致新闻素材的采集和选择范围无限扩大.跨文化传播、跨区域报道已不再是国家通讯社和中央级媒体的专利,而变成了当下各级、各类、各种新闻传播媒介的家常便饭。“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许多新闻信息都是通过新浪微博由事故列车上的乘客向外发出的,对于所有新闻媒体而言,在这些信息资源的选择上不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而且这些消息都是新闻当事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质量和可信性也没有什么问题,唯一的区别在于新闻生产者对待这种信息互动及其所带来的新闻价值的变化。事实证明,有强烈新闻敏感、能认真对待并及时行动、在第一时间赶往新闻现场的媒介记者,由于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网民在现场发出的信息素材,准确判断出这起动车追尾事故具有重大的新闻报道价值.从而成为媒体和受众关注的焦点,在新闻竞争中抢占了新闻和舆论传播的制高点,写出了为许多媒介引述和转载的新闻。网络世界的蓬勃发展给新闻媒介带来了全新的报道空间。我们经常看到.原本可能根本没有新闻价值的东西,经过微博上的一番围观、质疑、讨论、分析之后会突然间成为媒介的热点新闻。当今,网络虚拟空间虽然不同于现实社会,但与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紧密联系。在这一网络虚拟空间,网民既是积极主动的新闻接受者,也是积极主动的新闻生产者。即使他们没有发送新闻,只要他们在热情地围观、激烈地讨论、不时地质疑,偶尔给点建议、角度,或者只发出一个表情、手势、符号,或者说感动落泪了、怒发冲冠了、悲观失望了,等等,所有这些互动都极有可能在突然之间激活、引发这一新闻事件非同一般的新闻价值,结果经常是一个微小事件(如一支香烟、一块手表、一根皮带、一个微笑、一个口误等)不仅进人主流新闻媒体新闻价值和新闻报道的选择范畴成为热点新闻,而且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事态发生质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南京官员“天价香烟”事件、延安官员“不当微笑”事件、甘肃官员“手表门”、福建官员“皮带门”、广西官员“日记门”,还有“干爹门”“裸照门”“开房门”“艳照门”等官员“失德”事件,都是近年来网络上热门新闻素材的典型。有的“门”虽不涉及腐败,但同官员的素养有关。有些官员说话不动脑子,会说出一些弱智的“雷人雷语”,结果酿成民意沸腾的网络事件和新闻事件。比如,2010年7月南京化工厂爆炸案发生后,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逼问现场采访的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由此酿成一桩“直播门”;2013年4月河北小朱庄出现“红色地下水”,导致近800只鸡饮水后死亡,沧县环保局局长邓连军辩称:“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比如说咱放上一把红小豆,那里面也可能出红水。”院士闻声反驳:“红色地下水肯定不达标,官员睁眼说瞎话。”2013年4月7日CCTV《新闻直播间》节目播出“河北红色地下水事件追踪报道”,红色地下水最严重的区域苯胺含量超标70多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云南省官员:“你(原政协主席)怎能用政府给你配的车带老百姓上访?”宜黄县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江西万载官员:“如果我们不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网上流传:“我躺下来都比你高。”“我只为领导服务,你们算个啥!”“小心你的命!”此类“说话门”在网上互动、热炒,更多的是对官员心态和作风的一种监督和不满。还有“芙蓉姐”“冥想姐”“吃面姐”“犀利哥”“房叔房婶”等网络滑稽事件。官员的各种“门”,民众的“特殊生活事件”,在网络上频繁出现,见诸主流媒介,不同事件间的示范效应也逐渐显现。虽然反腐专家说依靠“门”监督官员“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现在似乎舆论一旦形成,就成了纪委监察部门对相关官员进行立案审查的最好切人口。民间的一些滑稽事件为何也一直保持着有增无减的态势呢?我认为,这些特殊生活事件一方面彰显出一定的新闻价值,暗合着公众的社会情绪,检验着公众的社会伦理,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一定的娱乐价值和喜剧效果,能激活并符合消费社会中大众消遣、排解的信息接受心理。总之,比较、发展、整体、互动的新闻价值观主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相沟通,传者价值、新闻要素与受众需求相融合。主张科学掌握新闻价值判断的尺度,准确把握新闻价值变化的趋势,及时在最佳的时间点抓取最具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行报道,这既是采访、获取优质新闻的基本保证.也是成功进行新闻生产的前提条件。因此,网络时代的融合新闻生产应该具有更加精准的新闻价值定位,而且应该具有更加广泛、开放、灵活的新闻价值标准、体系和充分的选择自由,其结果必然是能够出现更多的更加符合传者需要、新闻要素与受众需求的新闻报道。
判断题 通讯主题要求深刻,是指挖掘出事实的意义。
判断题 专栏评论在报纸相对固定版面,特定专门栏目中发表的评论,主要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署名评论。在我国评论史上早已有之,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类型也不断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