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湖南广电集团的发展模式是“内容+硬件+商城”。

判断题 记者招待会（PressConference），是社会组织或个人，根据自身的某种需要，邀请有关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以及社会听众，宣布某一消息，并接受参加者提问的一种特殊会议。它是公关人员与新闻界联络的重要形式，是一种极具影响的公共关系活动。记者招待会有正式的、非正式的，定期的、不定期的。一般由一人或数人主持，主持人先发表谈话，然后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政府官员或各方面知名人士与记者对话并回答问题。

判断题 为更好地烘托新闻事实，可对新闻图片进行合成和拼接。

判断题 订阅号是可以升级成服务号的，这个过程是可逆的。

判断题 中西方新闻伦理没有本质差别。（）

判断题 阿施的研究揭示了人们顺从群体压力的强烈倾向。但是，在阿施的实验中，并非每一个人都顺从群体。不顺从群体压力的人们的特征可能是什么:人们在群体压力下表示顺从的愿望或需要各不相同。从常识或非正式的观察结果来看，独立思考的人和有才能的人与那些依赖性强和无才能的人相比常常不大顺从群体压力。通过多种个性和智力测验的关联分析，附以从众性的记分，发现能够抵挡得住群体压力而保持自己独力性的人具有如下特征：（1）聪明（按智力标准来衡量）。（2）有创见性（在思维方法和问题解答中表现出来的）。（3）“自我强度高”，即在充满压力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地应付者，即为自我强度高；不能有效应付者，即为自我强度低。（4）有自信心，没有忧虑和自卑感，有主见，不人云亦云，不优柔寡断。（5）有令人满意的社交态度和行为，诸如容忍、负责、有控制力等，在社会交往中不受他人干扰，也不依赖他人。（6）有责任感，事业心强。

判断题 辨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是以受众为中心进行运作的：这种说法不够全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这个过程中，从传者中心转向受众中心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都是以受众为中心运作的。传者为中心和受者为中心，代表了两种经济体制下的媒介运作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以传者为中心进行运作；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则以受者为中心进行运作。随着体制的转轨，从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的转化实属必然。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球的媒体是以传者为中心而设立的，就是“我写你看，我播你听（看）”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传媒业情况更是如此，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处于短缺经济年代，传媒业也“按计划、有比例”来设计，一个省一家日报、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即“一报两台”。一名普通群众能看到报纸、能听到广播、能看到电视已是相当奢侈了，没有任何选择，也不可能有什么挑选。在西方，受众调查也会做，但也仅仅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在西方各国，在商界包括传媒业的经销，盛行的是“4P”理论，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和促销（promotion）四个要素：产品—注重开发产品功能；价格—根据不同的市场定位制定不同的价格策略；渠道—企业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注重培育经销商和建立销售网络，企业和消费者的联系通过分销商进行；促销—企业注重销售行为的改变来刺激消费者，以短期行为（如让利、买一送一等）促使消费增长。这种传统市场营销理论的基本点就是制造商控制整个流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创办的媒体不断出现。新办媒体为避开老牌媒体的锋芒，开始寻找特定受众，即媒体不是面向社会全体，而面向其中特定一部分，这就是分众。分众有明确的传播对象（年龄、职业、性别、收入、区域等），而这恰恰迎合了某些商品销售商的需要，这种分众广告更有针对性，而且价格便宜。随着新办媒体大量涌现，媒体竞争越发激烈。分众化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意味着：传播开始从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转移。1990年，美国的营销专家劳特鹏提出营销的4C理论，即需求（consumerwantsandneed）、成本（cost）、方便（convenience）、沟通（communication）。消费者需求—企业应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而非自己能制造的产品；消费者愿意付出的成本—企业家要研究消费者的收入状况、消费习惯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而非品牌策略；为消费者所提供的方便—销售的过程在于如何使消费者快速便捷地买到该产品，由此产生送货上门、电话订货、电视购物等新的销售行为；与消费者的沟通—消费者不只是单纯的受众，本身也是新的传播者，必须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以谋求与消费者建立长久不散的关系。通过4C理论可以看到，企业整个营销是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企业的经营方向和营销策略，当然也决定广告的内容和形式。以消费者为核心的营销理论就是整合营销。整合营销主张依据消费者的实际情况确立统一的传播目标，并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发挥不同传播工具的作用，以达到整体传播效果。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媒体高度重视自身品牌建立，高度重视媒体自身的定位，高度重视受众调查以及与受众的互动，追随受众的变化而不断创新。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