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是指新闻传播事业史上一种独特的新闻传播体制,最典型的代表是德国和日本。“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概括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和并存的社会结构。具体到这两个国家中,就是以往的封建因素和近代的资本因素在这两个国家近代历史中长期并存与对立的现象。
(2)日本和德国的一元社会结构,特别是一元君主立宪政体,对两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根本性质、基本职能的确立及发展的未来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并使得两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体系也深深地打上了“二元”结构及“二元”因素的特征烙印,从而成长为不同于正统欧美诸国的另一种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类型,即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
(3)日本和德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二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介乎封建集权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之间的半集权、半市场自由化的新闻传播体制,其中,集权的因素以政治系统的形式占据着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它的特殊的质、特殊的点就在于这种体制所包含的“二元”结构、因素及其一系列的历史化外显。
(4)“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展现为一种矛盾的割裂,政治集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对应,即新闻传媒的政治上“一个声音”和经营上的自由放任,而这种割裂又被强制性地包容在一个奇怪的体制内。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新闻传播媒介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保持社会稳定秩序的前提下去赚钱赢利、搞“黄色新闻”、确定新闻本位和先进的企业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界“越轨犯规”,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有益的贡献”。
(5)从资本的元素来看,它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传播界强烈要求也实行西力一的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理论,以实现新闻传播媒介的独立地位和经营需求。这种要求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在“新闻自由”的追求和传播媒介营利观的确定,传播媒介不愿意作为国家的一种工具,而强烈要求它独立于国家政权系统之外,作为一种社会的中介和舆论监督机构,强烈要求传播界有充分的自由来制造和销售新闻商品,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自身赢利目标的实现。
(6)从封建元素来看,它的存在也来自于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存在。天皇权威、封建等级、藩阀财团、官僚元老、武士阶层、军部势力等,这一系列社会封建集权因素反映到新闻传播事业领域之中,必然构成了一种残缺但却又有力的集权主义强控机制。资本的生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是统治集团所强烈需要的,而市场经济随之派生的资本的自由、资本的社会本位却是统治者所极力压抑、打击、控制的。这就是日本和德国近代统治者始终抓住超经济的国家统治权力和专政工具不放,对社会体制内新闻传播事业的自由主义倾向实施严酷打击、限制矫正政策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两个国家产生“二元”化传播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7)处于“二元”因素夹缝中的日本、德国近代传播事业最终形成了一种既有较为隐蔽的集权主义原则和控制方式,又能容纳资本主义市场元素某些内容的独特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这就是一种残缺的、隐蔽的、但又强大的封建集权主义和虚假的、歪曲的、片面的自由主义的奇特组合——“二元”化结构、“二元”化元素并存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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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在融合新闻生产领域,公共利益依然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新话题。一方面媒介融合正在急剧地改变着传统的新闻业,融合新闻生产正在改造着现有的新闻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新的传媒格局尚未完全建立,特别是在公共利益的守护上出现了传媒真空地带”。也就是说,融合新闻生产对公共利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融合新闻生产能否守护公共利益,该如何守护公共利益,都是值得深人探讨的话题。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勾连主要通过大众媒介对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的关注,也就是说,媒体将报道焦点集中在涉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关系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以及这些活动最终结果等问题中。例如,政府重大的政治经济决策,社会中关乎民生的重大变革,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等等。一、公共利益的界定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譬如亚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在现实社会中的物化形式称为公共利益,卢梭的观点则认为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公共利益成为可能。如果从卢梭“公”与“私”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公共利益就是区别于“个别利益”的“公众利益”。在公众的界定上,德国学者洛厚德(C.E.Leuthold)在19世纪末提出以地域基础作为界定公众的标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占大多数的人称为公众,他们的利益称为“公共利益”,而区域中少部分人的利益则被称为“个别利益”。德国学者纽曼(F-J.Neumann)又进一步提出了“不确定大多数人理论”,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多数人就是要超过半数。因此,对于公众的普遍认识也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和空间中的超过半数的大多数人。那么又该如何去界定利益呢?行政法学教授胡建淼的观点认为,“利益的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与多面性的特点,首先,价值判断的对象存在多元性,不仅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如文化、风俗、习惯与宗教等利益。其次,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多面性还表现在价值判断的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作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存在差异是客观的,因此,利益的内容必随着动态的国家社会情形而有所不同,呈现不确定性与多面性。再次,在做出价值判断时,离不开主体判断的主观性,离不开人们个人的好恶感觉,因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多面性更是自然”。既然如此,公众可以通过民主的多数来决定,而利益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个公众利益是什么似乎变得非常复杂,它既可以是绝大多数个体的收人增长,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中普罗大众对于高品质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可以是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理想和诉求。二、新闻生产的公共属性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开启了公共新闻生产的先河,对于美国受众而言,政治选举就是他们所有公共事务的核心.因为选举不但决定了未来数年内国家政治经济决策的走向.更关系到置身于这个国家中的每个个体的利益得失。1990年堪萨斯州《威奇托鹰报》(TAe率先联合当地电视台KAKE-TV对当地选民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还对选民进行选举知识教育,鼓励选民积极参与投票,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果。在此之后类似公共新闻报道在美国形成了燎原之势,“在美国所有的1500家日报中,至少有322家,也就是五分之一以上在1994—2001年间,进行了类似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几乎所有报刊相信这对当地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实上媒体代表公共利益、报道公共新闻、为公众服务的理念由来已久。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一书中指出,媒体“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竭诚‘服务公众’;守护‘公共利益建构•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并逐一列举,早在1936年张季鸾执笔《大公报》时就强调“报业天职”是“拥护国民公共利益”。1922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声明中也有具体规范,如“收集和传播新闻与意见的最初目的是服务大众利益,将情况通知他们,使他们能对当时的情况做出判断”。在1934年美国国会制定的《通讯法》中也强调要“符合公众利益、便利性和必要性”。可见大众媒介的公共属性是由来已久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而大众媒介的公共属性源于三个方面。1.媒介权力的公共性媒介占有的空间中经常伴随着彼此的竞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约束,他们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控制和设置议程,以及有着不同的开放和闭合程度.但整个社会中媒介就如同教育一样始终掌握着支配信息生产、传输、接收整个流程的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并不应属于任何媒介企业、垄断资本或政治力量,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它的权力应该属于被赋予思想表达自由的受众。这一观点最早的理论来源是米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之后便是“观点的公开市场”理论,认为媒体应该是公众行使知情权和自由表达各自意见的公共平台。而媒介权力来源于“公众对其分散权力的让渡,从而形成一种4大众传播权这种大众传播权,源自公民知情权、表达权与公共事务监督权的一种让渡”。2.媒介产品的公共性大众媒介是面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的专业机构,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受众的需要则成为消费者是否愿意为之“买单”的决定性因素。受众的购买或选择媒体又决定了成为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数据,成为媒体的一种财富,广告商通过广告投放向媒体购买这些发行量与收视率,这是媒介大众产品的经营之道,这也使得大众媒体机构必然无法忽视大众的接受需求和观点。因为,一旦背离了大众的需求和期待,即意味着在这个竞争的媒介空间中丧失了生存所必需的财富。3.媒介资源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媒介的天然属性,一切媒介都具有公共性的基因。“媒介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源于其作为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的属性。”®虽然国内外媒介管理体制有所区别,但不论是印刷媒介的刊号.还是广播电视媒介的频道资源,都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分配。在政府的管理和分配中所考虑的不仅是媒体机构经营资质,也包括对这些公共资源的运用方式。因此,不论是私营媒体或是公营媒体,因为其掌握着公共资源的现实状况,其自身必然具有公共性,也理所当然要为公众利益服务。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具有了公共性,并且承担了为公共服务、为公共谋利的责任,表现出了浓厚的公共性色彩。三、新闻生产与公共利益的实践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虽历经波折,但仍在演进、推广之中,并且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做历史阶段性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0年代早期开始,《威奇托鹰报》(TheWichitaEagk)的率先尝试使公共新闻主要集中在增强民众对于政治选举的关注程度上,并且提高了选民的参选率。第二个阶段在90年代中期,公共新闻开始深人到社区公共生活,公共安全以及社区教育中的公共事务。第三阶段在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公共新闻报道的趋势则是通过新兴科技手段,与受众就更广泛的公共话题、公共政策展开互动,通过受众的主动参与加深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在这长达十多年的运动过程中,美国媒体不仅在新闻报道的侧重点上发生了转移,更是在自身角色上发生着转变,“媒体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同时,美国媒体新闻生产的风格也在进行调整,从传统报道中强烈的说教口吻,到温和引导受众的参与思考,从热心极端对立观点交锋,到关注中间意见平衡极端力量。可以说,公共新闻运动给美国现代新闻生产带来了重要的转变,进而被JimCarey称为“试图改革现代新闻学的第四次运动”。中国的大众媒体虽然没有经历过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但是在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和诉求方面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如果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媒体对于公众利益的实践进行划分的话,大致也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党性原则时期从1942年4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致读者》标志着我国新闻媒体坚持党性原则开始.党性原则不仅成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灵魂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其工作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体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可见,我国媒体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党性原则不但不与公众利益相违背,而且是我国新闻媒体行业实现和担负公众利益的有效保证。新时期的党性原则更要求我国新闻媒体要“要努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努力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使新闻报道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现状和趋势,善于运用现代传播技巧,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积极回应社会的舆论关切,使新闻传播人眼、人耳、人脑、人心,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公信力,使新闻工作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真正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可见,党性原则已经包含了新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注。其实在西方世界,甚至“无论在何处,主流出版机构的新闻记者也总是与当权政府的政治文化保持一致”。西方新闻学界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新闻记者们与政府的各种官僚机构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事实上,“对新闻记者来说,整个世界已经被官僚式地组织了”。“新闻机构以条线给记者分工,记者们所报道的绝大部分新闻都是从相应的各种官方政府机构那里得到的。”“以官僚机构的结构看待社会,正是记者能够发现各种事件的基础。”同官僚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好处在于官僚机构能“保障记者不断发现各种事件”,“得到可靠而稳定的新闻素材。”2.双重属性时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各个行业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我国媒体行业也开始踏上了市场化之路。李良荣认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成为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意味着,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人市场,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领导,但在管理上采取企业方法,新闻媒介是独立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这给我国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整个行业注人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时期,媒介间的竞争开始逐渐加剧,各个媒介企业对于细分市场的关注,对于媒介内容的精心设置,使得媒介对公众利益的报道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细枝末节当中。与此同时,新闻报道的方式与方法也在悄然发生着转变,变得更为丰富、更为生动、更为受众所喜闻乐见,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更加贴近受众的客观需要。3.三重属性时期所谓三重属性时期就是指当下,媒介产业已经成为公共产业、信息产业和营利产业的综合体。“作为公共产业的媒介除了要履行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等组织层面上的专业功能之外,还必须发挥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社会层面上的公共功能。”作为信息产业的媒体职能是,在信息化的社会形势下,担负起人类信息文化生产者的功能,其“产出物都是信息,投人物大部分也是信息,售出物更是信息”。在这一时期媒体行业作为经营产业,其事业性功能正在进一步弱化,记者成为媒体的雇员,新闻产品连同其他文稿及广告作为商品一同出售.媒体作为上市企业开始追求其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受众也转变成为媒体的财富进行买卖,媒体产品的买卖过程转变成为增益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媒介关注公共利益的过程变得充满了功利性,公众利益成为吸引受众、贏得市场、获取行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正如丹尼尔•贝尔和埃尔文•克里斯托尔在1965年为《公共利益》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的,“不存在‘公共利益’这样的东西;只有私利——个人的、团体的、阶级的私利——他们都试图获得最大范围的公共影响和公共权力.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待公共利益”。所谓自己的方式,就是利用公共利益来使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众多所谓“为了公共利益”的姿态之下,往往掩盖着谋取团体私利或者个别群体利益的目的。③对于上述批评,也有观点认为,媒介如果不受媒介企业的控制,不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通常它就会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进而会成为国家的传声筒,甚至会成为激进思想的温床。也有人认为,如果以一种过于僵化的观点来看待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以为同政府保持某种一致性就必然会伤及公共利益和新闻自由.那么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许多媒介产品和新闻现象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因为新闻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声张公共利益、开放多元声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毕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尊重媒介的三重属性,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应是媒介产业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思路。4.融合媒体时期在融合媒体时期,媒介行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已有格局正在逐渐瓦解,另一方面是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造成新的行业格局尚未形成。虽然“网络媒体和各种自媒体的发展壮大,不断拓展和重塑公共领域,成为守护公共利益最肥沃的土壤”,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规则约束和狼烟四起的竞争环境下,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为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顾一切地追逐自己的商业利益,有的甚至完全摒弃了维护公共利益的最高诉求,或者是以自己的方式和途径去谋求公共利益的商业价值转化,而传统媒介也不甘心落后,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竞争激烈、混乱无序的公共领域或生态环境。原本传统主流媒介独享新闻产业利益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新闻生产所应有的真实、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也无从谈起,而挑动起来的喧闹嘈杂、尖锐矛盾、偏激观点却在媒介上大行其道,完全背离了媒介维护公共利益的真正诉求。全球性的媒介融合运动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不可预知的信息运动”,而不可预知“信息的即时性传播极易制造社会危机”,同时,也导致“全世界的城市突然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喧嚣,全球和地区也出现了不适时的社会混乱”,“世界正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冷静对待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大媒介与小媒介、媒介内与媒介外等各方的利益诉求,营造良性竞争的生态环境,建构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政府、学界、业界等方面认真研究和思考的。四、融合媒体时期公共利益的理想与诉求融合媒体结合了不同媒介形式的传统优势,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可以像纸媒一样传递文字信息,且更加迅速、更为便捷;它可以像广播一样传递声音,且更加自主、更多选择;它可以像电视一样传递画面,且双向传播兼带互动。融合媒体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沟通交流的平台,它可以吸引更大范围的公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与互动。融合媒体具有如此优势,该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为公众服务,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去实现融合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理想与诉求。1.建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是在社会生活中公民可以对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自由结社、自由发表意见,并形成接近于公共舆论的一个领域。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延伸,那么我们今天的新媒体、融合媒体也都应该属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不需要一个具有物质实体的空间,也不需要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面面相对,口口相传地交流。公共领域更多的是一个公共利益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所有的参与者是平等的,所有的信息传递是畅通无阻的。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的观点认为:“当今社会,政治权利的强行干预、媒介私有化和商业化的浸透使公共领域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守传媒的社会公器角色,守护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是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传媒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信息交流与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全民了解自我、他人和社会真相的交流工具。”那么在融合媒体时代下,新媒体的技术能否建构起一个相对理想的公共领域,在这个空间中更少干预、更多平等、更怏交流,甚至更多积累,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2.消弭社会矛盾建构公共领域为信息提供一个自由平等无障碍、无干扰的沟通平台是融合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一个层次,另一层次则是如何应用这个平台。笔者认为媒介作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的中间观点,而非将焦点放在极端对立的矛盾双方,将自己也投身于冲突之中。在融合媒体格局没有建立的背景下,很多原本信息交流的空间与平台,转变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战场、观点对立双方相互攻击谩骂的格斗场,不少处心积虑的媒体甚至蓄意营造出冲突,将受众割裂成为不同价值观主体,将空间演变成各种形式的批斗会。公共利益俨然成为赚取人气、吸引眼球、获得票子的幌子。在此,引用展江教授的观点:“传媒应该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信息平台和公众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但同时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因此,融合媒介需要对自己所辖公共领域中的信息担负起责任,需要对公共领域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和界定。3.达成最高智慧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是什么?在公民意识尚未崛起、公共新闻尚未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决策仅仅来源于社会精英,政治家、专家、学者等展开讨论最终形成方案,于是普通民众只能木然接受安排。而大众媒介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将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告知公众,在监督决策的同时,向与之利益息息相关的民众寻求解决之道。公共领域的信息平台不是一味地抱怨,不是满腹的牢骚,更不是毫无道理的指责和谩骂,而是为解决问题更大范围的个体参与交流协商,进而形成符合公共利益的最高智慧。这是融合媒体公共领域的最大价值,也是媒体维护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
判断题 我国新闻伦理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判断题 拓展篇怎样才能找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呢?在大学丰富多彩而很多又具有循环性的生活中,要寻找到有价值的事情就要培养自己敏感的新闻触角,也就是记者识别新闻的敏锐能力。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别人不能看出它是新闻,而你却一下就能识别它是新闻,这就是新闻敏感。没有一定的新闻触角和新闻敏感,就很难写出一篇很好的新闻稿。美国新闻学家卡斯柏.约斯特曾形象的阐述了新闻敏感对于记者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不善于辨别色彩的人,不能成为一个画家;一个不懂得和谐的人,不能成为一个音乐家;一个没有‘新闻敏感’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培养新闻触角和新闻敏感,善于发现新闻线索,就能够当事情还在“风起于清萍之末”时,就敏感地察觉到它,并预见它的去向,从而比较得心应手地写出一篇新闻稿。当然,新闻敏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记者在采访实践中不断培养训练获得的。在09级记者群中,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刚开始成为一名学生记者的时候,由于都是刚刚从中学来到大学,不用说缺乏新闻触角和新闻敏感,就是基本的新闻知识也不具备。但是,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新闻工作实践,刻苦学习,勤奋笔耕,终于成为了一名有一定新闻敏感和写作能力的校园记者。同时作为学生记者,更应该重视积累新闻素材。新闻素材是进入记者视野并被记者所意识,所采摘的生活现象,即从社会生活摄取而来的、尚未通过提炼和加工的原始材料。没有新闻材料的积累过程,就谈不上新闻写作的问题,作为记者,要积累新闻素材,必须重视自己的“笔记本”。每一个大学生记者,要写好新闻稿,就必须多观察、多思考,及时发现生活中的值得写的事情,养成随得随记的习惯,把在校园内看到的一切与师生相关、有可能产生新闻的素材积累起来。比如,期中考试结束了,可以采访班级里成绩优异的同学,请他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可以采访任课老师,请他谈谈同学们在前一段时间学习上存在的问题等等当选题确定以后,还要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和调查。比如,我校的纪律状况在师生们的努力下,有了较大的改观,我们可以采访同学们,请他们谈谈自己为学校的校规作了哪些工作;可以采访老师,请他们谈谈看到班级发生变化后的感受,可以采访校领导,请他们谈谈怎样进一步做好学校的校风、校纪工作。在采访中,首先要做好采访的准备,比如要提出什么问题,准备好必要的记录工具,如纸、笔、录音笔等;其次,采访过程中,要虚心学习,认真记录;然后,对采访得到的东西进行整理、归纳。最后,我们就要从中选取一个最适合的角度去写,所选角度要尽量新颖。最好不要人云亦云,我们要抓住独树一帜的做法,标新立异地真实报道出来,尤其现在提倡创造,我们就应该从“新”的角度出发,报道出这则新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各位可以参考下以下四个角度:第一、读者角度,要注意研究同全校师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竟紧密相连、普遍关心的问题,选择发生在师生学习、生活中的“小事”,一小见大,才能增强新闻的吸引力。第二、时间和空间角度。有些新闻事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空间其重要的程度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有的事件和话题,在一定时期内迫切需要解决,对实际工作能起推动作用;有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师生关注的焦点。第三、思想角度,有启发性的思想常常能够吸引不少人的注意力,加强思想上的力度是最重要的新角度。第四、特色角度,有些节日的庆祝活动每年都大同小异,但我们如果找准了该年活动的特色内容进行报道,就能写出有价值的新闻。行文中新闻的主体内容要充实,层次清楚,语言简明。主体是新闻的主干,它要承接导语,用实在的、典型的、具体的材料,印证导语中的提示,对导语的内容作进一步的扩展和阐释。值得注意的是背景烘托和深化主题时不要喧宾夺主。任何新闻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就是它的背景。虽然好的背景,能烘托和深化主题,同时增加知识性和趣味性,帮助读者理解新闻的内容。但背景只是新闻的从属部分,不能喧宾夺主,也不是每条新闻都一定有背景,要根据需要而定。最后,结语注意简要概括,进行评论或提出希望。结语是整篇新闻的收笔之处,它的作用是阐明事实的意义或指出事件发展的趋向,给读者以完整的感觉,也可给读者留下思索的余味。新闻写好之后一定要要有反复修改的毅力。一定要多读几遍,避免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驾驭能力”就不能写成“驾御能力”,这样给读者易造成歧义,理解不透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判断题 采写一篇问答整理式“记言”专访。示例如下:关于中国电影产业“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时代"当独立电影人发觉自己寄身于体制之内已经无法进行个人表述,由着真实被蒙蔽的时候,独立电影,便成了唯一的选择。然而当曲高和寡,票房惨淡的时候,商业片便成了救世稻草。所谓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为了这两块肉搞得自己不伦不类的角色比比皆是。为了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的想法,固然是不明智的,但是像王晶那样一点都不嫌弃铜臭味儿,为了商业而商业的做法,也并不是智者所为。所以多年过去,张艺谋聪明地坚持追求着他的“两天腿走路”的理想,甚至大声疾呼在今天这个“两条腿走路的时代’,艺术片、商业片两手都抓,两手都要硬。从影片质量来评判,就张艺谋而言,从艺术到商业,即使被称为堕落,也并不可耻。诚如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所说:中国电影不能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了。时代缔造英雄,而英雄需要的是知己。记者:您希望票房在贺岁片里拿第一吗?张艺谋:不知道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最早触及票房的是《英雄》,那时对票房还很淡漠,大量集中在过去的观念中,从《英雄》开始,我们突然触及到了一个所谓的商品经济的时代,那个数字给了好多人一个刺激。从那时谈这个事件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进军,都有这个可能性了。电影票房我很希望十年之内中国电影单产达到2亿美元,15亿人民币,真到这一步,我们就是全世界第三大市场了,那时候全世界都得为我们倾斜,包括文化。如果用电影讲文化,一定不是独立存在的,一定依附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中,到那时我们成为三大电影市场,中国人的喜怒哀乐,全世界做电影的人都得照顾我们,都要想着你的口味,那时你就有你的空间了,包括输出你的文化。记者:感觉您现在很乐意拍商业大片,会不会回不去再去拍文艺小片了?张艺谋:谁说的?我接下来《山磕树》就是文艺小片。那个剧本投资也不会太大。那个剧本写得很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我很喜欢,特殊时代对纯真爱情的描写的细腻与感人。还有一个它突然在2007年很火,说明在今天的商品社会中,大家对真情这个东西都还是很感动。真正的感情故事是可以跨越时空的,我觉得那个故事的魅力就在这里。虽说我是个过来人,但是拍好也很难,要狠下功夫。这就是个小文艺片吧,而且是正儿八经的文艺片。记者:还是打算两条腿走路?张艺谋:对,我很愿意,但也不能刻意安排。还得看,碰到什么拍什么。从中国电影事业的大局看就是,中国一定要有一批好的商业电影年轻导演,要有一个团队,这个市场就会兴盛下去,好的商业片是有人文寄托的,不是垃圾,大家现在学习阶段,从我个人来说两条腿走路也挺好。此前没想过,“第五代”刚出山时完全没有商业意识,没有面对好莱坞意识,这就是时代。可能今天每个导演都得锻炼两条腿走,单一发展也许可以,做得更好就得两种都拍。现在是一个时代,两条腿走路的时代。记者:中国电影未来应是大片的天下吗?张艺谋:不拿大小作概念,笼统地说应是百花齐放。但未来十年,在我们飞速发展的阶段,还是要先培养商业电影的优秀创作团队。(文章来源:南都娱乐周刊)
判断题 为什么说思维方式与发现新闻线索也有关系?新闻敏感是发现新闻线索的重要前提,培养训练新闻敏感,和思维方式也有密切关系。单一封闭的思维不可能适应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发性,也不可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去发现新闻。思维活动有多种类型,其中对记者发现新闻最有用的是:(1)发散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是相对收敛性思维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多思路、多方面去思考问题是发散性思维的最根本的特色。发散性思维的开放性、创造性,是事物普遍联系在头脑中的反映。发散性思维是记者采写活动中运用得最广的一种思维,首先对记者发现新闻线索,进行新闻策划,很有帮助。发散性思维具体表现形式有多向思维、侧向思维、反向思维几种。反向思维,又称逆向思维,是从相反方向来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针对生活中的矛盾对立,只要留心观察,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许多有意义的、发人思考的题材,从矛盾的对立面作文章,从而收到相反又相成的效果。比如,当大多数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时候,1987年五六月间《中国青年报》记者却深入到西部地区调查,写了《西部贫困探源》系列报道。逆向思维是一种辩证思维,也是一种求异思维。(1)比较思维(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报道要出新,很需要求异思维。超前思维,对机者发现新闻线索也很有帮助。
判断题 公民新闻:“公民新闻”(CitizenJournalism)的概念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公民(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或者把它称之为“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手新闻报道”。
判断题 淘宝网的模式是B2C。()
判断题 使用放大镜放大时,是把负片对角线的长度和放大镜头的焦距大致相等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