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和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是在web3.0时代下新兴的一种“随走、随看、随播”的实时网络传播方式,其低门槛、时效性、强互动性吸引了广大受众。主要形式分为:秀场类直播、游戏竞技类直播、泛生活类直播,正是其泛生活类直播将直播带入千家万户,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也可以成为传播内容,拓宽了网络直播的传播者和受众面。
电视直播:
一种将节目新闻等建立在技术指导下的实况播放,从1997年直播香港回归至今,很多大型晚会,比赛等等讲求实时传送的节目均采用这种形式,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
区别:
电视直播多年的行业经验和节目形式给网络直播带来启发作用,而网络直播也为电视直播提供了媒介转型与深度融合的新途径。
一、形式上严肃性与随意性的碰撞
电视媒介作为一种传统大众媒介,其一贯的“中央集权式”传播虽然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所消解,但根植于其媒介属性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却在这种直播这种形式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直播都是“重大事件”,比如中央会议、阅兵仪式等等,这些直播通常有专业的组织团队操作,在一定的拍摄技巧下,由专业人士拍摄多镜头同步切换,视觉上具有严肃性。而网络直播门槛低,直播人员通常是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以泛娱乐类直播为例,我们可见的通常只是露出上半身的女主播随意地坐在镜头前聊天唱歌而已,形式较为随意。
二、内容上的主流化与分众化
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国家对于电视的管控较为严格,其直播秉承传统媒体严肃的特征,在直播内容上以严肃性新闻为主,多数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的内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电视直播并不针对观众进行分众化播出,而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主流内容。而网络直播由于其用户的鱼龙混杂,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很强,并表现出分众化趋势。而网络环境下的直播则表现出很强的互联网特点,在其垂直领域上发展出健身、教育、游戏等各个不同特色的直播平台,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直播内容进行选择。
三、互动上的间接性与直接性
电视直播中的受传互动带有间接性的特点,而网络直播中的互动带有直接性。现如今的电视直播已经一改传统模式的单向传播特点,在网络、手机同步互动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每年的春晚直播,会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实时互动,一系列抢红包的活动也很好地调动了受众参与互动的积极性,朋友之间谈论的也几乎都是关乎春晚的“吐槽”,这种“吐槽”甚至会隐隐形成一个共同话语空间进而对不关注春晚的人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去关注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不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中。而网络直播中,由于网络天生的互动性优势,大众可以主播进行直接的实时沟通,比如通过文本对话框或者弹幕的形式。
1. 从传播结构看,电视直播往往是“有大事才直播”,例如2008年奥运会,今年的全国两会,且受众仅是观看者;而网络直播则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直播,并且人人都可自如切换“看”与“被看”的身份。
2. 从传播文本看,电视直播是为了解决人们的信息“刚需”,建立在人们对重要事件的期待填补基础上;而网络直播更多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直播不仅仅是一种内容产品,更带有丰富的娱乐性特征。
网络直播的全景敞视——社交媒体语境下众人对个体的凝视
电视直播主持人只是作为第一维度的媒介而存在,将现实具象化的工具。主持人与受众之间没有可供互动的平台,电视直播还是作为大众传播而存在。但网络直播却将大众传播转变为人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网络直播从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的转向,使窥视的欲望得到从所未有的满足。
在时代的召唤之下,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或许无需有个“高下之分”,而是互相补充,把握好各自的尺度,在内容为王的理念下共同打造优质内容,形成良好的直播生态和产业链。
1997年是电视直播元年,那年香港回归;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那年考研没有大面积考“网络直播”;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网络直播的发展也回归理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大家有必要去思考“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的不同”,而且要从专业角度、甚至媒介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不同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相关试题
判断题 投放中,短视频信息承载量丰富集中,可以与用户进行深度和互动和沟通。
判断题 第三人效果是指人们倾向于夸大大众媒介消息对其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基本思想是:特定的消息“对你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一般读者很可能受到很大影响”。其假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与感受有关,假设“人们认为,大众传播的消息对其他人会比对自己有较大的效果。”另一个部分与效果有关,因为有了这样的感受,人们会采取各种行动。这些行动就组成了原本消息的效果—虽然不是很直接的效果。
判断题 新人物是一个内容较广的概念,凡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风格、新创造、新事迹的人物,都可以称作新人物。先进人物和新人物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先进人物一般都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风格、新创造、新事迹等几种特征,所以理应属于新人物之列。不仅属于新人物之列,而且可以这么说,先进人物是新人物的突出代表。
判断题 大数据时代的媒介反思2013年可谓是大数据之年,所有人都对“大数据”未来的应用充满美好期待,产生无限遐想。那么,对于新闻传播行业而言,我们刚刚从传统新闻生产时代迈人了融合新闻生产时代,是否又要进入大数据新闻生产时代了呢?我们的确需要以一种宽广的胸怀热情欣赏大数据的巨大威力和魅力,但也必须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大数据运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性。一、警惕大数据的风险“大数据”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从提岀到现在尚不足3年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迅速走红的“大数据”,其实还并不完美。《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onberger)在接受专访时就一再表示担忧,“大数据会被过分炒作,它的作用可能被夸大,好像一切都突然成为大数据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事实上大数据只有在没有噪音、没有无用数据的情况下才能被很好地发挥作用”®。《驾驭大数据》一书的作者比尔•弗兰克斯(BillFranks)也在其书中发出警告:“大数据可能会带来风险,企业可能会因为大数据的快速增长而变得措手不及、不堪重负,从而停滞不前。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大数据都是无关紧要的。”®移动和社交数据分析公司Kongagent的总裁及首席科学家J0ShWilliams还在演讲中一口气列出了大数据的七宗罪(懒惰、忽视、过量、分歧、轻率、傲慢、麻木),并认为“很多企业的大数据项目不成功都是因为陷人了大数据的错误陷阱”。当然,这并不是想证明大数据对媒体不重要,而是想以此提醒媒体需要引起警惕,当前大数据无论在采集、挖掘还是在分析、解读和利用等各个方面,都处于一个逐步摸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可以产生“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大风险”。因此,即便新闻媒体处于信息传播的前沿行业,也需要权衡利弊、谨慎为之,不可操之过急。二、警惕大数据的盲从大数据是高度自动化的信息采集、存贮、挖掘和分析系统,这种数字化的机器设备可以帮助人们监视社会的细微变化、分析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英国学者尼思•内尔•丘基尔和维克托•梅耶-舍恩伯格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大数据正在帮助提高民主政府的透明度。一个建立在‘开放数据’概念上的运动已经形成,其诉求超岀了目前在发达民主国家已经十分常见的信息自由法。”“在政府推动使用大数据的同时,它们还需要保护公众免受不正当市场垄断的侵害。”对于媒体而言,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机辅助报道”(ComputerAidedRepor-ting)已经成为人们挖掘新闻、解释新闻、报道新闻的新方法。彭兰教授在论文中就曾举了美国Narrative公司的例子称:“这家只有30名员工的美国公司.通过独创的NarrativeScience算法,大约每30秒就能够撰写出一篇新闻报道。且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克里斯蒂安•哈蒙德(KristianHammond)还认为,未来几期生成的新闻将占到媒体新闻的90%,并将在未来5年内,这样的新闻有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面对克里斯蒂安•哈蒙德的预测.媒体似乎并不应该感到有太大的惊讶.因为这样的例子在未来必然会越来越多。即便在当下,只要你给谷歌新闻指定一个关键词,谷歌就可以每天为你量身编辑一组新闻,并直接投递到你的电子邮箱,而筛选编辑的整个过程无须任何人为的干预。这些似乎都预示着未来的新闻从业者们将变得非常轻松,机器可以协助我们挖掘新闻、分析新闻、撰写新闻、编辑新闻和发送传播新闻。对于大数据介人融合新闻生产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担忧的也许并不是某一天这些冷冰冰的机器可能会完全替代我们,而是即便我们不被替代.我们可能也已经完全依赖和屈从于这些机器生成的新闻和报告。数字化和网络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已有这样的少数记者,他们越来越多地在新媒体和网络虚拟空间中搜索新闻和发现新闻,越来越少地走出办公室深入社会底层或新闻第一线去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寻找新闻。所以,媒体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大数据的便利培养出懒惰、轻率、傲慢、麻木的新闻生产者,大数据或许可以越来越详实地揭示社会现实、分析社会动态和预测发展趋势,但它始终不可能揭示人们内心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也不能代替新闻从业者现场的直观感受和判断。三、警惕大数据的垄断各行各业都需要大数据,但各行各业其实都想垄断和独享数据。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数据分散在各行各业,大数据时代可能不会出现4数据垄断’现象„因为,要让数据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数据的开放,甚至让数据可以像商品和货币一样互相交换流通。”®0’Reilly媒体公司的创始人和CEO蒂姆.奥赖利(TimO’Reilly)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数据垄断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会受到不断创新的数据收集方式的抑制。”也就是说,大数据虽然可以被比喻为“金矿”,但这个“金矿”在几年前还并不存在,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金矿”不断涌现,那么想要去垄断这些现有的和未来将不断出现的“金矿”显然非常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大数据领域的竞争,IBM、微软、甲骨文等IT行业的大佬们都已经摩拳擦掌,纷纷投人人力和财力进行布局。“IBM新任CEO罗睿兰(GinniRometty)更是提出观点认为,数据是下一个巨大的自然资源,将会区分每个行业的胜者与输家。这一观点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大数据的军备竞赛。”@这场角逐的焦点并不是垄断大数据资源本身,而是开采这座“金矿”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占有实现数据的垄断,这正是值得媒介警惕的地方。用数据特别是分析数据说话,是数字化时代的媒介特征。传统新闻生产显然也有一定的小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譬如区域性的抽样调查、个案的分析报道。但是,在大数据面前,媒介的这些小数据处理技术和能力就变得无足轻重。大数据是一座“金矿”,但挖掘“金矿”的技术和设备门槛已经将一般媒体挡在了门外,政府机构、网络公司、国家通讯社、大型媒体和专业的数据分析企业才拥有打开这座“金矿”的钥匙,而一般地方媒体和小型媒体可能都不知道其是如何挖掘和分析的,甚至连质疑的资格和权利都没有。事实上,在很多关于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报道中,一般媒体已经处于这样的魈尬境地,没有数据,没有设备,没有分析工具和技术,“嗟来之食”成为新闻生产者们唯一的选择。
判断题 私有制媒介商业化运作模式有哪些基本特点:私有制媒介商业化运作模式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赢利作为最终目标要赢利就要争取广告客户。那些大的广告客户即大企业、大银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电视台的成败命运。因此,电视台必须倾向、迎合甚至自觉地代表那些大企业、大银行的利益。(2)以收视率作为节目制作、播出的直接目标“电视台把节目播给观众看,然后把观众卖给广告商”,这是美国电视台运作的基本规则。要争取广告,节目必须有相当的收视率;收视率越高,那么广告客户越多,广告收费也越高。所以,收视率是美国电视台所有节目的第一生命。(3)以迎合受众为节目策划的基本原则这必然使节目有媚俗、低级的倾向。美国各电视台娱乐性节目的比重大大高于严肃的时政节目。而且,新闻节目也出现了娱乐化的倾向。一是爆炒政界、社会名流的绯闻案、暴力案。二是新闻的故事化倾向。新闻是以传播信息为主的,但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为迎合普通观众的口味,美国电视新闻尽可能故事化,一批“基于事实”加上许多“合理想象”的杂志性新闻纷纷出笼。(4)垄断竞争是美国整个广播电视业运作的基本模式长期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全美广播公司(NBC)有效地控制了美国70%以上的观众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有三家电视网进入观众市场,即福克斯广播公司(ABC、派拉蒙广播公司(UPB)和时代华纳公司(WB)。这六大公司目前控制着全美90%左右的观众市场。这些大公司实力雄厚,人才荟萃,为追逐观众进行激烈竞争。所以,电视台节目不断创新,设备不断更新,从而使电视台节目丰富多彩,花样翻新,其中也不乏经典之作,也使得世界一些重大事件能迅速及时地报道出来。
判断题 改写:在原稿的基础上重写。改写的常用方法:改变主题、改变角度、改变体裁、改变导语、改变结构等。
判断题 作为新兴的内容平台,今日头条的后台具有更强的数据统计功能,新媒体运营者可以借助今日头条数据,对双标题效果、内容、推荐、阅读、评论等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判断题 议程设置:“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受众对于现实生活中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判断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论假说。它最早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1)“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基本内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以赋予各种社会议题以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注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大众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2)“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理论特点①“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大众传播活动在受众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与态度层面上的效果不同,一般而言,后者是指对“思考方式”的影响,即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的方式来加强或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前者是指对“思考对象”的影响,即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由于传播效果是一个循序发生和深化的过程,认知阶段的效果并不排除对态度和行动产生连动作用的可能性。②“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查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问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这里着眼的是传播媒介的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③“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换言之,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