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媒产品“内容为王”的理解:(1)内容为王是传媒界最为人熟知的从业理念之一。其提出者维亚康姆公司(viacom)总裁雷石东是这样阐述的:“传媒企业的基石必须而且绝对必须是内容,内容就是‘切!”强大的内容生产力给报纸等传统媒体带来f品牌与知名度,媒体品牌标志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品位和文化,一个好的品牌能够锁定忠实的受众,影响未来的受众。内容生产力仍是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在全媒体时代,面对新媒体的轮番冲击,传统媒体经过十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沉淀与历史检验的独特优势日益凸显,而其中最大的优势是它们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力,这也成为报纸等传统媒体最核心的竞争力。
传媒创造了两种产品,第一种是内容一电视节目、报纸、杂志等,第二种是受众——消费的娱乐和新闻内容的听众、观众、读者。通过这两种产品,媒介能获得两类收入,一类是基于内容生产的发行收入、延伸产品收入和延伸服务收入,另一类是广告收入。由于广告收入是大多数媒体的主要收入,所以受众是传媒公司的主要通货,传媒把凝聚在自己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进而获取广告收入,也就是“第二次销售”。传媒内容的生产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吸引受众,特别是吸引能带来广告收入的有效受众。所以传媒之间的竞争是内容的竞争,是受众的抢夺,是注意力和眼球的争夺。
(2)对中国传媒而言,“内容为王”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传媒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激烈的竞争迫使传媒不断提高自身内容的质量,进而最大限度的吸引受众注意力。“产品观念”是指重视产品质量,以产定销,以质取胜。由此可见“内容为王”和“产品观念”是吻合的。“渠道为王”是近些年一些学者提出的观念,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传媒越来越重视发行渠道的建设,重视各种促销手段的运用,千方百计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这符合市场营销学上的“推销观念”,认为消费者只有在强烈的销售刺激下才会采取购买行为,以产定销,以销取胜。“营销为王”的观念完全符合当今市场营销的主潮流,即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以销定产而不是前面的以产定销,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
(3)“内容为王”解决了内容问题,但没解决市场问题。
喻国明教授认为媒体已经进入“过剩时期”,厚报时代和多频道时代的到来宣告了媒体资源紧缺状况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供过十求的情形。信息永远不会过剩,过剩的是信息载体,是媒介资源。在媒介过剩的状况下,受众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传媒市场出现了“买方市场”的现象,媒介同质化严重,受众对媒介依赖性减少,媒介被选择的几率趋于平均化。
在媒体资源过剩的压力下,传媒过去依靠垄断而获取巨额利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把经营的核心转移到内容的制作上来,希望依托高品质的内容战胜竞争对手,即内容为王理念的产生。在新闻报道上追求独家、独到,“独”,就是人无我有。据此,独家报道应该包括这样几种报道:一是在时效上领先一步的报道,能赶在其他所有媒体之前报道某一事件;二是在内容上与众不同的报道,能发掘出其他媒体没有的新闻事实;三是在角度上独辟蹊径的报道,能赋予众所周知的事实以新的意义。深度报道的核心在“深”,就是在披露新闻事实的同时,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意义和影响。
独家报道和深度报道最能体现一家媒体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体现媒体的资源实力和队伍素质,最有助于形成媒体的独特风格,是媒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媒体产业中,存在着恶性收益循环圈和良性收益循环圈。如果在内容上投入不足,内容品质不高,则吸引到的受众减少,相应会导致收入减少,而收入的减少会导致在内容投资上的进一步减少,如此恶性循环,直至媒体难以存活为止。相反,如果在内容生产上增加投入,不断提高内容质量和吸引力,就会使发行量和收视率不断提高,相应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而收入的增加又会使内容投入增加,实现媒体的良性收益循环。
“内容为土”的理念提升了媒体产品的质量,解决了长久以来我们媒体节目和报道缺少精品的问题,使媒体不断的推陈出新,创新能力得到加强。在媒体资源过剩,品牌混战的年代,媒介产品的客观差异越来越小,互相模仿和内容同质化严重,仅仅依靠内容来取胜是远远不够的,激烈的市场争夺需要强大的渠道建设和销售能力。报纸从过去的依托邮局进行发行到现在自办发行公司,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发行网络;除了订阅,市场监管宽松的杂志则比较容易的进入全国各个报亭,渠道相对畅通;而电视节目的发行渠道则相对困难,虽然有着“制播分离”的要求,但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电视节目在全国自由流通的渠道还未建立;网络成为渠道最为畅通的媒体,但由于网络不具备独立的新闻采集权,所以内容一直是网络媒体发展的心病。“内容为王”解决了传媒产品的内容问题,但没解决市场问题,营销学上的“产品观念”的缺点也是过分重视产品质量而忽视市场,忽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市场销售,特别是终端客户销售,成为决定传媒成败的又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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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融合新闻教育改革与思考融合媒体新闻生产改革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美国媒体成为“超级记者”“背包记者”等新生事物的率先尝试者。2012年3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希望增强收集海量数据、集中提取知识和观点的能力,加快在科学与工程中的步伐,加强国家安全,并着手改变教学研究,开始在大学培养新一代的“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也成为美国最热门的职业领域之一。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各种新式互联网络的普及,以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中国媒体融合化步伐在不断加快,新闻工作者切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和大数据的压力和挑战。过去,不论是纸质媒介的记者,还是广播电视的记者,通常只要提交一种新闻文本,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介要求记者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提交新闻文本,甚至还鼓励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发布新闻/一些媒体和记者为媒介融合和新技术带来的种种可能而欢欣鼓舞,另一些媒体和记者则更多地感到惶恐不安、力不从心、不知所措。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尽管新闻媒体对于全媒体、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并非都在积极回应,有的甚至还认为大学新闻教育应该同新闻行业实践保持一定的间隔和距离,否则大学就会沦为培养工匠的作坊。面对媒介融合的总体趋势和日益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思考如何更新思想观念、优化师资队伍、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以适应融合媒体时代对新闻人才的培养需求。一、创新升级教学理念融合新闻生产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教学理念的创新与升级。在很长时间内,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一直是“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已经不能适应当下融合媒体人才的培养需要。因此,教育理念的提升和新专业方向的设立势在必行。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例,该校早在2000年就曾经开设了“网络新闻”方向,并招收了两届学生,之后又于2007年在“新闻学”专业中增设“数字新闻传播方向”,“立足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变化,整合全院的教育资源来重新规划设计的新专业方向,其目标是造就一批适应新媒体以及实现数字转型的传统媒体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也开设了“网络传播方向”,试图将网络和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融人传统新闻学的课程教育当中去。华中科技大学则设立了“传播学”(网络传播与新媒体)本科专业方向,其专业最大特色就是“理科招生文科出口、厚基础宽口径、文理交叉、强调应用训练”,并以“网站策划设计”“网站营运”“数字化信息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以及“科技传播”为学习重点。武汉大学则设置了“新闻学(网络传播方向)”本科专业,专业体现了融合媒体背景下,“全能型”人才的培养思路,专业课程中不但设有“网站策划”“动画设计”等网络新媒体技术类课程,还包括“电视摄像”“节目编辑制作”等广播电视类的专业技术课程。教育部于2012年正式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新闻传播学类”设立了“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专业,对个别专业作了调整,新增了“传播学”专业,部分顺应了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趋势和需求,但并未从根本上对新媒体、媒介融合、大数据等给予足够重视。当然融合新闻教学的理念创新升级不仅仅局限于专业设置方面,更应该将媒介融合渗人到这个新闻传播的教学培养当中,让教师的日常教学与学生的新闻实践都能够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技术特点,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融人融合新闻的生产流程中去,形成真正符合融合新闻生产需要的教学实践平台。二、课程体系优化改革融合新闻生产教学改革除了增设专业方向以外就是课程体系的调整。国内新闻学院系往往是在传统新闻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增设融合新闻报道的相关课程。如,中国人民大学将新闻学专业中不同方向的课程打通共享,将“新闻采写”“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等课程作为整个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性核心课程,而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网络互动管理”“移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管理”等课程作为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供学生选择。这种课程的优化改革就是在原有基础课程之上再增设融合媒体相关课程,这样既可以利用学院原有的资源优势,又可以丰富学生的课程选择,达到融合媒体背景下“全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华中科技大学在课程设计上则更倾向专业的网络技术,将“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JAVA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计算机与网络硬件”等都纳入网络传播和新媒体课程规划之中,其专业性不可谓不强。还有许多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系)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在现有课程基本不变或适当微调的情况下增加一些新媒体和媒介融合方面的课程。浙江大学的本科专业课程设计要求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聚焦最能反映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知识点,强调传统经典知识与学科发展前沿知识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充分研究,精心设计。浙江大学传媒学院就根据要求和具体实际增设了“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体融合”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本科课程。教师在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网络传播、新闻报道和广告设计的前沿案例,最后在实验室或媒体独立完成至少一项网络新闻编辑、融合新闻报道或广告设计方面的作业。但是,融合新闻生产所需的从业者能力培养并不仅仅在于多媒体技术上的不断叠加,也包括专业领域中的知识提升。譬如,《东方早报》前首席记者简光洲就认为:“非科班出身的新闻工作者,往往在其自己专业的领域会有很好的新闻报道,但相对新闻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上手会比较慢。”①尤其是对于法律、金融、科技等一些新闻报道的专业领域,科班出身的新闻记者往往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多媒体技术上的提高也解决不了知识匮乏的本质问题,需要新闻传播院系在课程设置中学习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教育经验,在跨文化、跨学科的专业报道领域中投入更多的教学力量,或者以双专业等形式来丰富和提升新闻专业学生的未来竞争力。三、整合和强化师资力量与美国那些拥有着上百年创办历史的新闻院系相比,中国的各大新闻类院系在师资力量和师资结构上尚有较大的差距。1.新闻类专业教师少由于中国新闻传播院系普遍存在发展时间较短的问题,且大多数新闻院系都是在传统文史哲学科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师资力量往往也是以文学专业的教师为主,“原先教文学史的改教新闻传播史,教文学概论的改教新闻传播概论,教文学创作的改教新闻传播写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新闻专业的教职人员都是“半路出家”,对于新闻行业的实际运作没有切身感受和体会,更谈不上经验,那么在教学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空洞乏味和脱离实际的状况。2.有新闻从业经验教师少美国新闻院系普遍有任用新闻从业人员从事教职的传统,我国早期新闻传播教学历史上也有徐宝璜、邵飘萍等新闻业者直接投身新闻教育的先例。其中,徐宝璜还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界开山祖”。可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新闻传播学科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其与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必然是学科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根本。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媒体企业与高校之间体制上的差异,以及相互之间考核衡量标准的区别,新闻从业者想进人新闻院系并不容易。同时,“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扩张发展,地方高等院校出于本科教学评估的压力和其他原因,在人才引进上,唯学历是从,把那些具有先进的新闻实践和管理理念、扎实的新闻业务能力和多年的从业经验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使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人才流动的传统被打破”。3.跨文化、跨学科背景教师少“媒介融合使得当代新闻传播涉及的知识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仅仅靠增加新的专业方向和新的课程,已不能适应变化,只有在知识层面实行完全的学科整合,让各学科在新闻传播现象这一‘公共论域’中建立融合,使学生能对新传播现象和问题做出多学科层面的分析和综合,才能从根本上适应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变化与知识创新的要求。”®单波、陆阳的这一提法就意味着,新闻专业的教师队伍需要有跨文化与跨学科的专业背景。但我国目前新闻学教职人员的培养方式,往往是一种从高校到高校的培养模式,也就是说,一般高校的教职人员都是从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生一直读到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生,最终进入一所高等院校讲授新闻传播专业方面的课程。他们或许有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功底.但是往往缺乏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背景,甚至也缺乏丰富的业界实践经验,因而要想实现融合新闻教育中的“宽专交”知识面,从师资上来讲变得尤为困难。因而,对于目前我国的新闻类高校而言,首先,应该大力培养新闻学专业教职人员;其次,多促进学界与业界的沟通交流,尤其是要多吸引媒体行业专才进人教师队伍;最后,应该鼓励现任教师拓展个人的专业领域.尽可能丰富自身知识储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要求。四、融合新闻教学硬件设施建设融合新闻生产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支笔一张纸的新闻报道,计算机的辅助报道、互联网新闻学、新闻图片的数字化处理、视频拍摄剪辑、网站的策划设计等,都已经打破了传统新闻学单纯课堂的讲授模式。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实验机会,将书本中的知识变成真正的技能技巧。在过去,国内大多数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是以培养纸媒应用型新闻人才为主,这也就导致了当下高校的实践实验平台还不能满足网络新媒体和数字化环境下融合新闻生产的实践需要。大力进行实验室建设,采购大量的传媒和新媒体设备,成为当下融合新闻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浙江大学传媒学院韦路教授针对中国新闻业界与学界的实际状况指出:“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得多,做得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他认为,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让高校新闻与传播教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里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顺应新闻传播的最新变化,建立了一个ReeseFelts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该学院建立了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科罗拉多大学也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MediaTestKitchen),试图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和试验。近年来,“浙江大学也利用学校投人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等神经传播研究设备,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虽然全国各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系)都在大力推进新媒体和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但在基础设施的投人上往往又存在着重复投资、盲目堆砌、忽视自身需求、缺乏专业特色等问题。奚陆阳、王哲平两位学者就认为:“在推进媒介融合实验室建设中,不能肓目地求大求全,应立足于自身教学研究的需要,首先要增强其教学效果的体验性,满足老师在课堂上的传授内容,课后学生就能在实验室里转换成自己的成果,刺激其学习热情和实践感知。其次也要满足教师的科研需要,为教师提供足够的研究设备、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在高校投人实验室建设的同时,新闻传播院系也要主动同主流新闻媒体、新媒体企业展开合作,通过合作将最先进的前沿性传播技术、实践方法、研究课题、技术人才等引人教学实践中来,为实验室的设备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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