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物通讯的发展轨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半个世纪兴盛不衰
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
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十分重视这种报道形式。《解放日报》经常通过宣传军队和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来推动抗日战争的开展。我国新闻业的历史经验证明，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各个时期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曾有过很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几十年来我们在媒体上推出的一系列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时代精神和民族美德，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净化，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健康发展。
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雷锋的报道，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扬，净化了社会风气，培育了一代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
20世纪80年代，关于残疾青年张海迪的报道，既写了她身残志坚、奉献社会、奉献他人的事迹，又写了她不甘毁灭、顽强不屈实现个人理想的强者精神。
20世纪90年代关于山东援藏干部、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事迹的报道，将他的奉献精神、党性原则和对藏族百姓的赤子情怀——展现出来。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用人物通讯的形式报道我们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以他们的模范事迹和时代精神鼓舞和教育群众仍然是新闻界的重大任务。
（2）人物通讯随着时代的步伐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思想所发生的民主变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
①报道对象的变化
在采写人物通讯时，选择哪些人物，采集什么事迹，弘扬什么主题，在这些看似纯业务性选择的后面，常常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印迹。
80年代中期之前，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基本是两类——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负面人物的报道极少，普通老百姓则基本上被排除在通讯的选题之外。这本身给社会造成一个比较片面的、甚至虚假的信息环境，也造成了比较片面的舆论导向：只有英雄模范才有新闻价值，而普通人是微不足道的。报道对象的片面和雷同，不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社会和把握自己。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人物通讯的采写对象才从单纯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和模范人物向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人群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报道对象的平民化人物通讯登堂入室。继而，以揭露批判的对象——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分子、社会各色犯罪分子为报道对象的人物通讯也占有了一定的份额。这样，人物通讯的报道对象逐渐显示出丰富、多元和均衡的特点。
②报道理念的变化
在人物通讯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报道理念，即：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或优秀的、或平凡的、或值得怜悯的、或应当谴责的人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的变化，那就是：向人的回归。
具体说来，在报道先进模范人物时，人物通讯的报道理念经历了由神到人的转变，逐步摆脱了一度形成的“神化”先进人物的报道理念和采写模式。有些人物被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家庭生活，没有个人追求，心中只有社会理想的“神”。这种被“神化”的先进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失去了作为“个人”的光彩，失去了起码的真实性，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因而也就减弱了其作为先进典型的社会示范作用。
在揭露反面人物的通讯中，也同样经历了由“鬼”到人的报道理念的转变。反面人物包括腐败、堕落的贪官、行凶杀人的罪犯等，这些人在人物通讯中曾一度被脸谱化，叩“魔鬼化”。90年代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加大以后，以人物通讯的形式对反面人物的报道数量增加，同时也逐步扭转了把人“魔鬼”化的理念，而把他们当做犯错误的人、犯罪的人看待。如，对1999年北京发生的特大杀人案的凶手赵连荣，除报道了他连杀八位打工女青年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也述说了他临刑前对受害者的忏悔，对妻子、儿子的负罪心情和对人生的眷恋。
总之，从人的视角去看待先进模范人物，也从人的视角去看待普通人或反面人物，显示每位人物的个性和人生曲线，才能使人物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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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结合“抢盐风波”谈谣言的控制策略:（1）谣言的含义谣言，指的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谣言的传播往往和两个条件有关系，一是问题的重要性，二是证据的暧昧性。问题越重要，证据越暧昧，谣言的传播就越厉害。（2）抢盐风波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地区突发9.0级大地震后，位于本州岛福岛的核电站发生爆炸并出现核泄露；由于外界盛传服用碘盐可以抵抗核辐射，从而引发民众大量抢购、国积碘盐。舆论在线上短时间内迅速引爆激发公众的恐慌情绪，极容易引发社会动乱。谣言凶猛，广东省多个部在短时间内迅速对舆情作出了回应，行政介入与权威信息发布多种手段形成立体辟谣渠道，一场席卷全国的公共危机在小到两天的时间内迅速平息，这场政府应对舆情的示范战，被媒体称为“短命谣言”。（3）谣言的控制策略①在“抢盐风波”开始之前，正值日本核泄漏的关键时期，各种媒体争相报道与核泄漏有关的消息，这使得“防辐射”事件的新闻价值迅速提升，而各种媒体对于西方国家抢购含碘药品的报道，为“碘盐能预防治疗核辐射”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扩散谣言，而广大民众在关注自身健康的情况下，纷纷“从众”，因此，谣言经微博、论坛、聊天工具等“自媒体”传播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抢盐运动”就展开了。②通常情况下，如果事件没有新闻价值，那么一般不会滋生谣言，在某种程度上，大众传媒越突出某信息——尤其是突发性事件消息，该消息越要承受更多更严重的歪曲。当事件对个人的生活有重要影响而又缺乏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或即使有也容易使人在主观上产生分歧的时候，谣言便开始流传。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是新闻没有报道清楚，有时是得到有关该消息的相互冲突的描述，有时则因为个人对该消息的理解力的原因所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控制谣言：a.对有可能滋生谣言的新闻注重深度报道和连续报道奥尔波特认为：“谣言在缺乏新闻时滋长”，的确，在抢盐风波中，核泄漏引起民众恐慌，而媒体又在传播西方一些地区抢购含碘药品的新闻，在民众不清楚到底含碘物是否能防辐射的情况下，极易引起误解而滋生谣言，假设对于西方抢购含碘药品的报道，我国新闻媒体能及时请权威人士解读这种抢购的盲目性，对防辐射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深度解读和评论，很有可能就不会导致后来“碘盐能预防治疗核辐射”谣言的扩散。b.媒体快速反应，持续、反复发布准确信息如果危机不可避免，加强信息的披露与公众的沟通，争取公众的谅解与支持，避免流言四起和社会恐慌，是危机管理的基本对策。在有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由于事件本身和公众的密切性，使得完全阻止谣言的扩散与传播不太现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谣言开始扩散之初，媒体快速反应，尽早抢占舆论制高点，及时发布准确、权威信息，并且要持续、反复播报信息，使准确信息在量上压过谣言，进而使那些谣言“传播者”在信息压力之下产生趋同心理，趋同于准确、权威的信息，从而实现谣言的传播控制。c.开启开放性的对话机制，堵不如疏，采取官方与民间的渠道开放，譬如开启政务微博、官方微信等通道进行全方位沟通，把信任断层链接上。d.从长远角度看，一方面要对于网络舆情要建立起危机预警系统，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自净功能，通过公共人物的理性呼吁和网络纠错系统来净化谣言，才能快速地、自然地将谣言控制在萌芽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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