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有哪几类内容是报纸上禁止刊载的?结合稿件的分析，举出其中违反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实例。（1）禁止刊载的内容主要有:第一类，属于危害国家和社会方面的: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煽动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呾社会主义制度的;②主张分裂祖国和破坏民族团结的;③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的;④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令的实施的;⑤传播谣言的;⑥传播淫秽的;⑦传播犯罪方法、教唆犯罪的;③泄露国家机密的。第二类，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①诽谤一一故意捏造事实，羞辱他人的;②侮辱一一故意用下流语言，羞辱他人的;③侵犯隐私权一一未经本人同意，公布私人生活方面的秘密，如公布他人的信件、日记等。（2）分析稿件时，除注意不得刊登法侓所禁载的内容外，还应注意稿件对法侓的运用是否正确。在返方面，帯见的错误有四类。①混淆各司法机关的职责如:”XX市依法处罚18个违法犯罪分子。经检察机关批准，分别予以逮捕、劳劢教养和拘留的处分“，其实只有逮捕须经过检察院批准（《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其他两项的批准权力都不属于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多嫌疑分子决定可以先行拘留的是公安机关;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②各项法侓的运用范围把握不准例如:拘役和留、罚金与罚款本来是用于处罚不同对象的，有些来稿中常常将其混淆。有的稿件写到XXX因触犯刑法受到拘留XX天的罚。其实拘留分为刑事拘留、行政拘留等几种。刑事拘留是对于触犯刑法的人临时性强制措施，不是一种处罚;行政拘留则是对于未极成犯罪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人所采取行政处罚。两者适用范围完全不同。前面一例中把逮捕、劳动教养和拘留统统称作“处分”，也是混淆了法侓的适用范围，三者既不是刑事处分，也不是行政处分。逮捕同刑事拘留一样，都是属于一种短期内的强制措施，劳动教养和行政拘留一样，都是属于一种刑事处罚。这种不同的司法用词，表明了不同的适用范围，不能混淆。③对于量刑不当的做法予以肯定有些犯罪分子按照法侓本应受严厉的处罚，但由于量刑不当，理较轻。有些来稿仍称犯罪分子受到了“严肃处理”。对于这种“严肃处理不严肃”的现象，显然不能正面加以宣扬，编辑分析稿件时对此要保持头脑清醒。④不符合法侓程序有篇稿件写某地判处一死刑案件，从破案预审、起诉到宣判，只用了8天，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起诉书送交被告10天才能开庭，判决后还有10天的上诉期。即使是从快办案，审结一起死刑案件，8天也是不够的。

判断题 《洛神赋》的作者曹奎是建安时期成就卓越的作家

判断题 尼康、佳能、宾得、徕卡是4种135相机的品牌名称

判断题 新闻正文是（导语之后的展开部分，对新闻事实作充分的具体的报道和说明）27

判断题 我国出版的有关摄影的杂志有：（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人像摄影）、（摄影世界）。

判断题 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恩格斯说新闻出版“享有绝对的出版自由”，恩格斯用这种绝对的词语是为了强调新闻出版自由的政治意义。（）

判断题 平行于主轴的光线，通过镜头后相交于一点，这一相交点称为焦点。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