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刘少奇对记者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判断题 六度分隔理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举例凯文·贝肯游戏or米尔格拉姆连锁信实验选一）实验内容：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想要描绘一个人与社区的人际关系网。他随机挑选了一批志愿者，让他们寄一封信给波士顿郊外的一个股票经纪人，条件是他们只能寄给自己认识的朋友，朋友再寄给认识的朋友，最终送达到指定目标那里。发现一个现象：要在两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之间送达信件，只要通过平均六个中间人就能完成。这个现象称之为“六度分隔现象”

判断题 交叉采访：交叉采访是指记者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对两条以上的新闻线索进行的采访活动。这种采访的明显特点是时间很紧，采集到的资料很多、头绪也多，常常给人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因此对记者采访分析能力的要求也就特别高。

判断题 新媒体特征：数字化、交互性、非线性传播、即时性共享性、个性化小众化、多媒体媒介融合。

判断题 新闻述评的写作：①典型题材，全局观点。②因事论事，理由事出。③接人之口，为评增加权威性（当事人，权威人士等）。

判断题 议程设置假设与有限效果模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1）有限效果模式强调大众传播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限效果模式在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的理论地位。研究人员对此越来越不满意，议程设置的理论应运而生。②克拉柏在他的《大众传播的效果》一书中，曾对有限效果模式有过非常精当的描述，“大众传播一般不能成为产生受众效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是处于各种相互牵制的因素和影响中，并通过这些因素和影响而起作用。”（2）议程设置转换有限效果模式的思路①在有些人看来，大众媒介一般不产生任何效果的说法似乎有点不合情理。研究者也开始反思，或许是他们在考察媒介效果时找错了地方。②多年来，传播研究的思路一直是在寻找态度的改变，而绝大多数研究结果告诉人们，人众媒介在态度改变方面效果极小。大众媒介影响的可能不是人们的态度，而是人们的感知，即人们的世界观。（3）认知心理学促进有限效果模式向议程设置演进同一时期，发生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变革，对传播研究者改变思路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①20世纪50年代，认知心理学异军突起，获得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相匹敌的地位。行为主义强调强化、奖赏与惩罚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它甚至试图用这些概念解释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与此相反，认知心理学则把人视做主动的知识探索者，他们在世界中的言行正是基于这些知识。②依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人被视作“问题的解决者”，而不是被控制或受操纵的对象。认知心理学非常关注世界的再现，即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对世界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通过考察人们赋予哪些特定议题显著性或重要性以及如何达到这些显著性，议程设置假说跟认知心理学一拍即合。

判断题 二度空间，只有（长度）和（宽度）。

判断题 如何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研究领域，探讨受众为什么会被特定的内容或媒体（广播竞猜节目、肥皂剧、报纸等）吸引，但是当这种取向成为正式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后，尤其是刚提出该理论时，理论建构方面尚不完善，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促使使用与满足理论日趋成熟。第一个批评，该理论缺乏明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比如使用、满足、动机、需求等缺乏明确的界定。而且该理论也被认为是一种同义反复，测量出受众的满足，然后再回过头来预测需求，或者是由需求去预测满足，缺乏对两个因素的独立说明，使得它像“适者生存”一样，成为一个不可证伪的判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从不同的维度界定了满足（内容、使用过程、社会），麦奎尔的媒体需求矩阵也对需求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探讨，期待价值模式对整个使用满足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总之，早期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批评，现在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当初那么犀利了。第二个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受众的主动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使用与满足理论不再孤立地看待受众的主动性，也将社会环境纳入讨论。修正后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虽然受众的使用动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受众不是被社会结构简单决定的，在把需求与使用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他们仍具有一定的选择能力。第三个批评，针对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认为，受众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并区分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状态，因此学者主要使用受众的自我报告的方法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和归纳。卡茨在1974年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将此作为其中之一。这一研究前提受到了行为主义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缺乏代表性和客观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刚才提到的很多研究采用了抽样调查、实验、因子分析、结构方程的方法，更客观地测量和分析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逐渐克服了早期的问题。第四个批评，由批判学者们提出，他们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比如埃利奥特认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社会权力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排除在外，忽略了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和媒体为了统治阶级利益进行的宣传。卡里和克雷林则批评使用与满足理论过于强调传播功利性—结果模式，忽略了文化和象征性符号带来的直接满足。它并不像批判或文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革命，放弃科学主义、简单的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框架，相反，它在实证主义的范式下展开研究。这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没有继续下去，如果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受众深度访谈还存在民族志的倾向，那么现在它正在朝着更精确的量化分析的方向发展。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从意义与文化的角度展开受众的研究。两种研究范式隔岸相对，从不同角度探索受众的媒体使用。总之，使用与满足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理解传播过程的理论，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受众的需求将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在当今的中国它还仍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