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新传播革命的本质一、信源蜂窝式高速膨胀，保障知情权回归。大众媒介固定信息源；媒介权力；人人是记者；监督二、“自媒体”即时化传播，促进表达权回归三、全面信息监管失效，“权利”上升为“权力”

判断题 新闻采访策划在运作中主要注意些什么？为什么？不同方式的新闻采访策划，其运作的要求与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根据我国的新闻实践，新闻采访策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与方法大致为如下方面:（1）要坚持策划“创意”的科学性新闻采访策划的最宝贵的品格，在于策划的“创意”性。没有“创意”，没有独特的构思，便谈不上策划，而只是一种常规性的计划工作。时下，一些新闻传媒虽然也在搞所谓的新闻采访“策划’，但只是“克隆”别人的策划模式，跟着别人的步伐转，亦步亦驱。这种“克隆”方式的“策划”，是与新闻采访策划活动的本意背道而驰的。追求“创意”，杜绝平庸，是新闻采访策划的灵魂所在。新闻采访的策划活动十分讲究“创意”，这是记者主主动性的充分体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记者的这种“主动性”，策划活动的这种创意性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基础上的，而决不是违背科学的胡思乱想。在新闻采访策划活动中，记者的主体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对采访报道内容选择、表现、评价等方面。这些都必须以尊重客观存在为前提，必须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2）要坚持策划报道“导向”的正确性导向问题是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的问题。所谓导向正确，就是要通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健康向上，给受众以最好的精神食粮。其实质内容就是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新闻采访策划活动中要坚持导向的正确性，最集中、最关键的就体现在所策划报道的新闻主题的确定上。新闻主题关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惲惴，关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这就是导向正确;反之，则是导向错误。在现实生活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相一致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而制定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便是党和政府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正确地理解、把握这一点，新闻采访策划思考新闻主题时，才能做到心明眼亮方向准，报道也才会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否则，新闻主题失准，报道就会给党和政府添乱，给社会带来不良的负面影响。（3）要坚持策划报道“火候”的把握性新闻采访策划的对象，一般都属于重大的新闻题材，是社会上普遍关注的或者感兴趣的敏感话题。生活中的这些题材、话题，往往容易引起群众的心理波动和社会震荡。新闻采访策划中如何正确对待、处理这些题材、话题，是“热”处理还是“冷”处理，是大声疾呼还是点到为止，是正面突破还是侧面迂回，是马上介入还是等待时机，这都涉及到新闻采访策划报道的“火候”把握问题。新闻采访策划报道的火候把握，从政策依据上讲，表现为一种口径;从对所报道亊实的整体认知上讲，表现为一种基调;从街区和评价新闻事实上讲，表现为一种角度;从对事实的表述和语言氛围上讲，表现为一种分寸;从传播事实的载体上讲，表现为一种形式;从事实发生与传播的时差上讲，表现为一种时机:从事实信息的传播密度上讲，则表现为一定的报道数量。新闻采访策划中，强调报道“火候”的把握，正是这种政策口径、评价基调、截取角度、表达分寸、传播形弅、报道时机和报道数量的最佳组合。

判断题 简述确立核心受众群的主要考虑因素：新闻媒介确立核心受众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素：（1）受众区域定位新闻媒介虽然是高度开放的大众传媒，以现代传播技术的发达程度，媒介信息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使受众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信息共享，但就各个单独的媒介而言，其传播范围一般总是特定的、有限的。因此媒介需要确定一定区域内的受众作为主要传播对象，以后根据特定地域内核心受众的兴趣偏好和信息需求指导自己的内容选择和风格定位。（2）受众职业和身份定位对于媒体或栏目主持人，除了要明确核心受众区域范围之外，还必须要明确其职业和社会身份。同一个地区的受众，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甚至同一个受众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处于不同社会角色上，其需求都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领导干部、企业家和普通工人之间，大学生和农民工之间，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甚至一名领导干部处在工作岗位和回到家中时，相应的需要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不同的媒介要注意以不同职业和身份的受众作为其核心受众。（3）受众的年龄定位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处于不同的环境和地位，有不同的理解力，就会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媒介在受众定位时，一定要顾及年龄因素。如大型综合性日报，以硬新闻和指导性信息为主，一般应以中年人为核心受众。因为需要这类信息的多为决策层领导、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等，其年龄段多集中于35岁以上的中年，这部分人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又掌握着相当的社会决策权，文化程度也比较高。考虑到这些特点，报纸内容要突出深度，重在意义阐释，原因、影响的深入解析等，多登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硬新闻，适合决策者、知识者的信息偏好，满足其决策参考需要。即使同个年龄段的受众，身份、职业不同，信息欲求差异也会很大，因此需要同时将身份和职业要素综合考虑在内。（4）受众文化教育程度定位受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决定了其对媒介传播内容的偏好和理解力。媒介在受众定位时，一定要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系数。一般讲，大型综合性日报内容严肃而有深度，应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受众为主，也正是这部分读者可能对重大决策的参考信息关注度较高，理解力较好，与大报优势亦相契合。晚报、都市报面向广大市民，要顾及市民间巨大的文化教育水平差异，起点不宜过高，以定位在中、小学水平为宜，内容通俗易懂，形象性强，浅显而明快。电子媒介产品也类似，像“新闻调查”、“新闻观察”等深度报道和综合性新闻评论节目，可以定位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受众层（如大专以上），突出内容的纵深感和厚重感，体现出一定深度；而生活类节目则与晚报类似，文化水平起点可低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简明易理解等。总之，不同媒介、不同栏目有不同功能和特性，要仔细确定受众大致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相应的理解力、信息欲求等，以此确定不同的内容和风格个性。媒介核心受众定位的要素还有不少，如性别、民族等，但最重要的就是区域、身份和职业、年龄、文化教育程度这四点，它们是任何时候、任何媒体受众定位所必须考虑的决定性要素。

判断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属性，是立足国家层面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判断题 在新闻报道中，观点可以被描述成事实呈现给受众。（）

判断题 数字相机的白平衡起（调整色彩平衡）的作用。

判断题 谈谈你对报纸版面中出现的大标题、大图片的看法，举例说明。报纸版面中出现的大标题、大图片是一种既有利又有弊的版面编排方式。这种编排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标题显赫，照片增大，线条粗黑，色调浓重，醒目夺人。这一方式能够对视觉构成强烈的刺激，国外有学者称之为“拳击式示现”。20世纪中后期电视的出现对报纸重视图片的运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照片提供给读者的固定形象对于那些习惯了电视图像的人们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于是照片在报纸版面上多起来、大起来，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1982年美国诞生了一家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CUSAToday），在版面上大量采用大幅的彩色照片，而且每天出版整版的彩色天气预报示意图，以一种“快餐式"报纸的活泼新颖的形象在西方报坛独树一帜。国外的一些报纸较早地采用了这种编排方式。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北京青年报》。该报将版面确定为浓重型，有些重要的正文和标题增加色块，配以底纹，形成黑白灰的强烈反差；新闻照片增多加大；稿件之间用黑粗直线分割，淘汰花边花纹。这些编排元素变革的结构，一改版面视觉形象，造就了“浓眉大眼”的独特风格，能够引起读者的无意注意和视觉兴奋。该报改为大报后，依旧保持了这种色调浓重的编排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有一定的弊端，如果处理不当，会带来令人压抑和虚张声势等负面效应。因此，对这一编排方式的使用应慎重。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