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范围。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
“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下、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大众媒介以其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描绘了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而广大公众却在不曾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图景以及附着于其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
由此可见，在李普曼眼中，公众是事实的“局外人”，他们接受信息的自由仅限于被媒体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中。
（1）“拟态环境”由被媒介精英操纵走向公众参与构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①在现代社会，公众仅凭自己的能力无法认识广阔的客观世界；②传播者与受众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基于以上两个预设可以看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实质是指在公众无知、缺乏理性和行动力的情况下，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纵而构建的信息环境。但这个理论的成立是在李普曼取消了公众的理性主体和传播主体之后才成了顺其自然的逻辑现实。但“拟态环境”的理论缺陷首先在于把人类社会盲目简单化，其次还夸大了公众理性和行动力的缺失。
人类社会是多样的、复杂的。李普曼简单地把一部分人想象为理性的人或另一部分人为非理性的人有失偏颇。人是社会和历史的行动者。无论是由理性控制的人，还是由欲望、情感所导引的人，都是片面的人。真正构成社会动力的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是同世界建立起来各种各样关系、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体，不是接受少数“社会贤能”理性导引的“局外人”，而是自然潜能充分发展、社会关系高度丰富的交往主体。因此，人在传播领域也不能被简单的分为二元对立的传者与受者。在当代语境下，传者与受者还存在着信息互动、角色互换的关系。李普曼对公众理性认知能力消极否定，并持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从而就消解了公众与少数“社会贤能”作为理性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平等权力。历史地看，李普曼所指的媒介精英会极具理性、着眼全局利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实质上，李普曼把“社会贤能”、“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想象成了集中人类品德、理性与良知的代表。
在当下的信息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自由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变成制度设置，公众的信息渠道和交往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随之而提升的是他们运用理性关注世事的能力。李普曼“拟态环境”中处于20世纪初的可以被社会精英随意操纵的公众已为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有着交往需求和行动能力的公众。这些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会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参与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的构建。
（2）“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
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的20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独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经媒体操作进行选择、加工的“信息环境”是具有内部统一性的即结构化的特征。在当代，公众参与构建冲击了“拟态环境”的结构化特征，从而出现了“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是指“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在当今时代，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里增加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升给信息环境带来两大变化，一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二是信息把关的弱化。
网络是崛起中的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它是促使“拟态环境”出现非结构化趋向的主要动力。网络是一个自由的信息平台，甚至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模拟。相对于传统媒体，公众可以在网络上更自由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他们已不满足于被动接受。他们会对当前的信息做出判断而有选择的接收，甚至会否定已有信息的真实性，动用网络的力量扩展交往范围或亲自行动起来去挖掘信息。如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兴起及“躲猫猫”事件中网友们的亲自调查就是例证。另外，网络还是一个发布平台。公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布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行为既扩大了信息环境中的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多样性。
网络信息的海量在事实上弱化了信息的把关功能。把关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信息内容的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过滤和加工，也使得信息的内容更加原生态。
在信息渠道多元化和信息把关弱化的环境下，公众发布信息出于各种动机，其信息形式和内容也相对自由。他们不同于传统媒体受相对统一的新闻价值观和发布信息所固有的逻辑模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影响。因此，公众的信息呈现多元化、原生态的特征；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却显得这些信息不成一个逻辑整体。
（3）“拟态环境”理论的重建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是基于个人经历及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而提出的，但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公众处在对媒介的未启蒙状态，当他们相信了媒介提供的那看似符合理性与逻辑的一切事实，会渐渐地形成媒介依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少思考，甚至不思考。这样就出现了一位美国作家所观察到的电视转播月食的可悲景象：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像”。于是，人越来越异化，成了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公众被媒介精英操作也就成了必然。
历史地分析，李普曼只是从媒介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的媒介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李普曼把社会精英塑造得能力非凡，而只把受众当作击而必中的靶子。现实中，受众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行动力。他们不会对“拟态环境”不加判断就全盘接受，更不会根据自己所不相信的媒介真实去做出下一步行动。在现代，李普曼所谓的被社会精英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已转变为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种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相关试题
判断题 中国的电视事业出现于：1958年5月1日，我国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诞生，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
判断题 新闻评论写作过程构思酝酿的两个环节是选题和立论。
判断题 在模拟电视系统中，电视屏幕每秒显示25帧的电视信号表示：每帧625行。
判断题 简述标题新闻的特点。标题新闻是以标题形式对新闻亊实的简要报道。主要特点有:（1）标题新闻中重要的新闻要素比较齐全。因为标题新闻是独立存在的，标题下面没有任何解释戒补充的文字，要使读者从标题中了解新闻的全部内容，就必须把所有必不可少的新闻要素都包拪在标题中。（2）标题新闻具备标题的结构和特点。标题新闻虽然不依附于新闻而存在，但它在形势上仍然是标题而不是文章。所以，它具备标题的结构与形式，如它可以是单一式癿标题即只有一行主题，也可以是复合式癿标题，即主题与辅题都有。标题新闻在制作上与新闻标题制作的原理是一样的。（3）标题新闻通常比较严肃、简洁，小加修饰或渲染。这是由于标题新闻主要用于内容比较严肃、单一的政治、经济、外事、文化等题材的新闻上，而且要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说清楚新闻事实，不能给读者造成误会或悬念，在措辞上就不宜花哨和繁琐，只求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判断题 使用消息源时，可以出现“某某单位说”的用法。（×）
判断题 什么是新闻角度?如何选择新闻的最佳角度：新闻角度是透视新闻事实的一个立足点与窗口，它从事实的一个侧面去揭示新闻主题。选择新闻的最佳角度，一般说，要抓“四点”、“一小”。四点即：(1)抓特点。客观事物是丰富多采的、发展变化的，有共性有个性。只有抓住了事物的个性、特征，新闻才会受读者欢迎。(2)抓新点。即角度要新，通过某一侧面、角度去反映主题，使新意盎然，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3)报道同一事物，应注意错开角度，即寻找不同的侧重点。目的是使新闻主题既不与别报重复，又报道了新闻事实。(4)选新闻角度要有群众观点，即从群众的角度看事物。从群众角度、读者的角度入手，就能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使新闻主题表现得通俗明确。“一小”即：角度要小。凡是选准了一个小的角度，摆出具体生动的事实，就容易把主题写得有深度，写起稿来显得生动、活泼，受读者欢迎。这样，选准小的角度，就有利于主题深化，有利于抓到具体的材料，有利于报道人物与事物的个性特征，稿子容易写得短小精悍，并且做到时效性强。
判断题 校数学公式应注意些什么?1.在校对公式时，内容正确、排式美观，是我们应注意的两个方面，而尤以前者为重点。2.校对公式，应严格依据原稿或教材，可以提出问题，但绝对不得擅自改动。3.校对数学公式，要熟悉教材，做到对公式的排式心中有数，如大小写、上下角、正斜体、黑白体、哪种外文(英、俄、希……)等，在校对时，这些都要逐一核实。对易混淆的外文，如拉丁文必须辨认确切。常见错误有：字母本身颠倒，正体、斜体混杂，字号错误，上角、下角放错等。可见，校对公式必须特别仔细。4.一般公式的排法，以另行居中为原则。5.公式前简短的说明，可与公式同排一行；如公式较长，可单占一行，但要在公式的上一行。6.在同一处排有几个公式的，各公式可以等号为准上下对齐。7.公式中的字距、各种符号、缩写字和前后字母、数字之间，都要适当空开(如空l／4)。但一个外文单词或一个整体数字之间，都不要有空间。8.公式转行，一般要求不要翻页转行。转行可选在=、<、～等之类的关系符号处转行；做不到的，可选在+、-等项与项之间转行。=号转行，上下要对齐；+、-号转行，要低于=号。9.公式中的线，如“-”(半字线)、“—”(一字线)、“——”(两字线)有不同的含义，务必按原稿正确使用。10.在校正公式转行时，校样上要作出明确记号；在写外文时，要写印刷体，并注明哪种外文及字体、字号、地位。
判断题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受众对于现实生活中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判断判断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假说。它最早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即《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觓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以赋予各种社会议题以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注目的检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大众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议事设置功能”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大众传媒的有利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重要的作用。“议事设置理论”中所包含的传播媒体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的观点，把西方主流传播学长期以来来力图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重新摆在人们面前。
